大个子赵俪生率真耿介、个性独特。中国古代史专家袁林评价:“赵先生具有一种与世俗风气很不一样的近乎童稚的率真个性,想自己认为该想的,说自己认为该说的,做自己认为该做的,没有遮遮掩掩,没有‘委曲求全’,从不看别人的脸色,真痛快!”一次赵俪生课讲到最后,唱出京剧《打棍出箱》里的一句唱词概括自己一生:“我本是一穷儒哇——太烈性!”妻子高昭一“埋怨”:“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急,有时候暴躁……得罪了许多人。”


不满副校长发言　要他向列宁学习
　　1947年夏,30岁的赵俪生应聘到河南大学,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1948年初秋,赵俪生又辗转赴河北省正定县,来到刚刚由北方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组建成的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校长为吴玉章,他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副校长是原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赵俪生在研究部,作为艾思奇的副手主持“中国近代思想史”课题,主要研究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
　　华北大学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即将解放的北平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接管。一次,校领导组织讨论接管工作时,对如何组织教师到文管会报到登记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地位高低,一律自己前来报到；有的认为,有些老教授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副校长成仿吾大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顿了一顿,特别强调:“这是个态度问题!”
　　大家沉默无语,曾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赵俪生心如潮涌: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前些日子在河南,陈毅将军对他们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的话。
　　突然,赵俪生起身鞠了一躬说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最后,他又提提嗓音补了一句:“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话音一落,会场上更是死一般沉寂。几十年后,赵俪生遇到当时在场的国文系主任李何林,李何林对旁边几个老友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赵俪生自嘲:“也需要接受惩罚。”李何林道:“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

看不惯上司作风　生怨愤决然辞职
　　李何林说的“贬到山东一年”,是指赵俪生随即被调往山东,在刚解放的济南市政府工作的一年。1949年秋,赵俪生奉调进京,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编译。不想,他屁股还没坐热,又与顶头上司郭沫若产生了矛盾。郭沫若不仅是文化名人,还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多项职务。
　　一次,担任“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的赵俪生列席院务会议,看到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吴有训以及副院长陶孟和。吴有训心有不服,站起来争辩；陶孟和一直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听训。
　　赵俪生看不惯这种作派,一气之下写信向《人民日报》反映。一个月后,报社复信赵俪生。按赵俪生的回忆,复信大意是先表示感谢,后面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提醒反映情况者不要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否则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面去了。赵俪生读后大为气愤,认为报社的复信对他“有些严厉警告的意味”。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赵俪生对郭沫若产生了更大怨愤。当时,赵俪生与九三学社的叶丁易合编《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叶丁易提议赵俪生约请郭沫若为副刊撰稿。郭沫若写了《蜥蜴的噩梦》一文,不点名地批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
　　赵俪生和叶丁易认为,史学家董作宾已去台湾,批他“殉葬”可以,但考古学家郭宝钧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研究员,这样批他恐怕欠妥。两人商量要改一下,又觉得郭沫若是大人物,还是请他自己修改为好。据赵俪生回忆,他找到郭沫若时,郭沫若很不客气地回他:“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最后,只好原样照登。
　　几天后,编译局局长杨钟健见赵俪生闷闷不乐,一再追问,他讲了事情的原委,却被另一位同事听去打了“小报告”。赵俪生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便连写三封辞职信。赵俪生自己也承认:“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的院长室交给秘书的,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最后一份辞呈递上去的当天,他就收到郭沫若所写“照准”的批条。
　　至此,赵俪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不到半年。接着赵俪生坐蜡了,院里限他一周腾出宿舍；自己联系北京的几所大学,回话多是正在改造调整,不进人。他只好去找已任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副院长的艾思奇,艾思奇帮他联系了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

屡为同事鸣不平　放言这里没解放
　　赵俪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大半年,又接到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邀请,于1951年初赶赴青岛。这时正值由潍坊迁到济南的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山东大学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共18个系。校长兼党委书记为华岗,童第周、陆侃如任副校长。
　　赵俪生被聘为文史学院历史系教授。不长时间,他又一次路见不平,愤而出言。事情发生在1952年初,由历史系教授丁山之死引起。
　　丁山时年51岁,是一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解放前曾任厦门大学助教、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在甲骨文考释、商周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成就突出。
　　赵俪生听说,丁山与历史系副主任童书业有点积怨,而系主任杨向奎认为,丁山立场没变,净说反动话,怕学生起哄,便将原本丁山讲的商周史让童书业讲。资料室的一函甲骨文影印资料在丁山手中,童书业去要,丁山正在气头上,说自己在上面已写了很多条“跋”,都是个人心得,怕别人偷了去,以此为由拒绝交给童书业。
　　不几天,童书业上课结束时对学生说,本来自己的课可以讲得更好,但丁先生垄断了资料。当晚,七八个学生一起到丁山住处,硬“要”了回来。当时的大三生赵淮青回忆,丁先生本来身体就不健康,为此郁郁寡欢,竟至亡故。大四学生李定钧出门阻止出丧,要求验尸,遭逮捕法办。
　　赵俪生非常同情丁山的遭遇,多次为丁山之死鸣不平,并到丁家安慰丁山夫人。一次,赵俪生针对丁先生之死在课堂上讲:“全国都解放了,咱们这儿还没解放。”
　　“体型魁伟高大,性格豪迈奔放,情感慷慨激昂,为人正直爽朗,俨然一位豪侠壮士,不亚于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活生生施耐庵笔下之晁天王。”赵淮青形象地评价他的恩师赵俪生。
　　的确,赵俪生一向坚持独立人格,不人云亦云,不轻信盲从,遇不平之事则直言而对。正是这种耿介率直、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的性格,在后来的“反右”及“文革”中,让他吃尽了苦头。　　
　　　　　　本版撰稿:李之凡　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