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属张梅村遗照。
　　本文作者庄锦华与两个妹妹合影。
　　作者与母亲、妻子和两个妹妹合影。
　　作者与母亲、妻子和孩子们的全家照。

　　我的母亲张梅村是一位平凡而坚强的小脚女性。作为一名抗日家属,她带着幼小的孩子,历经了敌特监视、日军扫荡、蒋匪军进攻的八年艰苦岁月,终于盼来了潍县解放。作为一个女人,她承受着离婚之痛,从侍奉婆母到育子承重,独自挑起家庭重担。人到晚年,她孝敬老母亲、抚养孙辈,最大限度地减轻儿女们的负担。每次回忆母亲,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支持丈夫革命
　　我的母亲是潍县第七区(今奎文区梨园街道)西河西村人,1937年秋与父亲庄龙田(庄龙甲烈士胞弟)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下了我。
　　受庄龙甲的影响,我的父亲较早就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2月,潍县党组织安排我父亲到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1941年2月毕业后,先后任潍县五区武委会主任、寿潍县政府秘书、昌潍县政府秘书、中共渤海区党委城工部机要秘书、联络干事、中共寿光县委城工部部长、武工队政委等职直至潍县解放。
　　父亲参加革命后,结婚才两年的母亲带着幼子和婆母在老家相依为命。家里没有劳力,除了做饭、照顾婆母外,一年的春耕秋收农活都要靠我的小脚母亲去打理。炎热的夏天里,母亲背着我到地里干活,因为小脚蹲不稳,经常是双膝跪着在田里间苗、拔草。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找外祖父过来帮忙(外祖父的村子距我村不远)。
　　当时除了操劳生计外,家里还时时受到当时的日伪特务的监视和搜查,一家老小在日伪统治下过着艰难而恐怖的日子。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到了夜晚,还牵挂着丈夫的安危,经常在土炕前向北跪下,双手合一,默默祈祷在潍北的丈夫平安。
终于熬到解放
　　1943年,当时的县政府(寿潍县行政委员会)领导考虑到留在敌占区干部家属的安全问题,决定将祖母、母亲和我三人接到根据地。祖母坚决不同意离开自己的家,她说:“我的大儿子(指庄龙甲烈士)已经被坏人杀死了,我的小儿子在打日本鬼子,我谁也不怕,我不走。你娘俩快去吧,那里安全。”后经县政府和县大队的安排,1943年秋末,我们母子被送到了八路军根据地--潍北固堤场村,成为抗日家属大队的成员,住在当地老乡家里。
　　父亲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庄雨村,我们到达后,父亲给母亲起名叫张梅村,并教她识字,讲革命道理。在根据地,母亲放开了裹脚布,参加了识字班,积极参加村里的妇救会工作,给八路军做鞋,给干部、战士们烧水做饭,缝缝补补,全力支持丈夫工作。有一次她跟我说:“要不是你不大不小的,我也去参加革命工作。”
　　我当时在根据地小学上学,还不明白“不大不小”是咋回事,母亲又跟我解释说:“如果你大点呢,就可以当八路军通信员,你若再小一些,我可以把你送到托儿所,我就有功夫去工作了。”
　　从到潍北的第一天开始,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日本侵略军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我们的住处时常需要转移。鬼子扫荡时,我们母子及其他抗属就躲在野坡地窖里,有时几天喝不上水,就砸冰块吃；咸菜吃光了就炒盐粒吃。
　　当时部队也很艰苦,我父亲曾经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八路军让日本鬼子逼到了海上,一呆就是半个月,没有粮食,只能整天捕虾吃,吃得大伙都上火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父亲参加的八路军们靠大刀、步枪战胜了日本侵略军一次一次进攻,最终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6年秋天,蒋匪军对我老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自此,母亲带着我及刚出生的妹妹跟随抗属大队辗转于潍北、寿北、昌北的渤海盐碱滩水洼地一带。1947年夏天,在蒋匪军进攻胶东和潍北时,我们抗属大队向西撤退到韩家庙子村准备过弥河转移到渤海区根据地时,正遇弥河发大水过不去,只好再向东撤退到昌北瓦城,准备转移到胶东根据地,当时在瓦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时,蒋匪军的炮声从瓦城东面传过来,在敌人的大炮、机关枪声中,抗属大队紧急从瓦城向西北方向撤退,然后再向固堤场转移。
　　那时,母亲怀抱着三个月大的妹妹,手拉着我在一米多深的水洼地里艰难行进,流弹时而从头上飞过。当时,有的家属实在抱不住了,小孩沉入水洼地中,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母亲一手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松,另一只手抱着女儿,满脸汗水,急促地往前走。不知走了多少路,傍晚才精疲力尽地到达固堤场村。母亲当时的这个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能忘怀!
　　就这样,母亲带着我们,不知吃了多少苦,终于盼来了潍县解放。
离婚后侍奉婆母
　　1948年5月,组织上派人将我母亲及我兄妹从固堤场村接回了老家,与祖母团聚。后又安排我们住在东关城区一处公管房居住,我在叶挺街小学读三年级。按说,母亲的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但是,1949年5月,就在二妹出生后不久,调到省公安厅工作的父亲与母亲离婚。
　　没有怨恨和悲观,母亲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内心巨大的精神伤痛,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回到庄家村老家,与近八十岁高龄的祖母一起生活。从此,她用瘦弱的双肩担起侍奉婆母和抚育儿女的重任。
　　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母亲颠着一双小脚参加劳动,挣工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晚饭后,还要带着两个女儿到生产队开会、记工分。因为母亲干活认真,乐于助人,与邻里团结和睦,多次被村里评为“五好社员”。
　　老家有五间北屋,一个院子,房屋与院墙都是土坯砌成,需要经常修缮。这些都要母亲来操办。母亲在村里人缘好,每次修缮时乡亲都来帮忙。这时,母亲更是忙里忙外,操持做饭款待乡亲,每次修缮结束后,母亲都因操劳过度大病一场。
　　母亲还在老家院落里种上各种树木,还饲养了鸡、猪等,每年春天,槐花、梧桐花满院飘香；夏天,那棵杏树上挂满了黄黄的杏子,农家小院里充满了生机。几年后,绿荫便遮满了整个院落。母亲常常在树下给孙子、孙女讲解放区的故事,让孩子们早早就懂得了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1980年,作为庄龙甲烈士故居,老家的房子被列为潍坊市革命遗址重点保护单位,成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把孩子培养成人
　　母亲省吃俭用地供着三个孩子上学,起早贪黑,十分不易。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村子东北门外有一口水井,水井很深,到隆冬季节,井台经常结上一层厚厚的冰,非常滑。每次去挑水,为了安全,母亲从不让孩子们近前,并时常叮嘱我们说:“我拔水时你们在旁边看着,如果我掉下去了,你们赶快回村里叫人救我,千万不能到井台上来。”
　　就这样,我们兄妹三人在母亲的呵护下逐渐长大,并且都很懂事。我们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后来,我们兄妹三人真地都考上了学并相继在外参加了工作,让村里的老少爷们十分羡慕。听到街坊邻里由衷的夸赞,母亲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我的祖母是1961年冬天去世的。那时我已经毕业在福建工作,四年没有回家。祖母想念我,托人给我发电报,说病重速回家。我立即请假回老家看望祖母。在家期间,祖母和母亲帮我操持了婚事。12月30日,正当我准备返回单位时,祖母病逝。母亲指导着我为祖母洗脸、盖棺……按照当地习俗送祖母最后一程。
　　婚后,我妻子在公社卫生所工作,经常外出防疫,晚上也经常在单位开会学习,较晚才能回家。每次回来,都是母亲把饭热了,端给儿媳才去歇息。等我们有了孩子后,母亲又承担起了看护下一代的任务。特别是我的女儿生下来才十个月,我们夫妻调到沂蒙山三线军工厂工作,当时三线工厂生活条件很差,只好把她和不到三岁的儿子都留给母亲照料。母亲用米汤、麦乳精、面糊糊等精心喂养,把孙女养得健健康康的。有一年秋天,大孙子在老家场院玩耍时不小心被牛车轧伤了脚,正在秋收打场的乡亲背着他送到村里接骨的大夫家里治疗,母亲颠着小脚在后面跑。治好后,母亲在家蒸上一锅大饽饽送去答谢大夫。后来,母亲又随我们到三线军工厂看孩子。两个妹妹陆续添了孩子后,母亲又陆续看大了四个外甥女。
　　我的姥娘(外祖母)也是一位烈士的母亲,因独子牺牲痛哭不已,以致双目失明。姥爷去世后,母亲经常回村去看她,有时也把她接到我们家中照料。母亲照顾得很细心,梳头、剪指甲、喂饭等无微不至。有时外祖母回去了,只要家中做了好吃的,比如煎了鱼,母亲会把最好的一段用碗盛好,送去给我姥娘吃；我们老家种蔬菜,每到时令蔬菜下来,母亲都给姥娘送一份,实在没空就托人给姥娘捎去,让她尝个鲜。每到夏天,收了新麦子,母亲磨了面,包上鸡蛋韭菜包子就给姥娘送去。
　　1982年农历8月26日,操劳了一生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她仁爱、坚忍、自强的美德,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让儿女们受益一生。
　　　　　　　　　　　　　　　　　　本版撰稿:庄锦华
　　庄锦华,男,1938年11月生,1943年跟从母亲到潍北抗日根据地生活,后由政府保送到济南读书,1957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福建农业机械厂、沂蒙山区军工厂、潍坊党政机关工作,1999年1月退休。

编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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