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同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且性格急躁很有脾气。孙中山和刘大同,虽然都是二十世纪初追求共和的热血之辈,但由于性格使然和理想抱负存在差异,他们只有短暂合作,马上渐行渐远。
　　孙中山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令强势人物袁世凯很不爽。眼见中国内战的不可预见性增大,革命党内部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苦劝他作出反应,表示出总统的临时性,给袁以“虚位以待”的姿态。孙中山只得妥协,就任大总统后仅两个月又辞掉大总统,这时,恰逢刘大同与孙中山初次谋面,刘当着孙的面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举“是个大错误”；在亡命天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弄到大宗款项投入“倒袁”运动,孙中山提出了以满蒙作为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款,等革命成功时偿还。在提请大家讨论时,性情急躁的刘大同站起来,忍耐不住的愤怒开始井喷了。


对大总统让位一事,当面指出“是个大错误”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在东北的刘大同对孙中山只是闻名,他最早接触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宋教仁。与孙中山则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仅两个月又辞掉大总统后初次谋面。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刘大同当着他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举“是个大错误”。刘大同在指出孙中山出让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这事坏就坏在与袁贼和谈。
　　的确,袁世凯出了那么多阴招,他是什么东西,恐怕连瞎子都能看出来。可是,当时革命党内部竟有那么多人被他忽悠,将革命成果拱手相让,难怪刘大同恼怒。
　　孙中山自是有苦难言,只好向他作了些自我解嘲意味的解释:“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我愿意出让总统,只要他能拥护民国……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
　　在不费一枪一弹就让出革命成果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不成熟的。他对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后如何掌握政权认识不足,不能深入认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而事后对出让好像显得很大度,不在乎,更说明其不仅不肯认错,还有不够自信的成分。直到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镇压革命党人和打着民国的招牌幌子实行个人独裁,他才知错,并于1913年和1914年分别策动了“二次革命”“二次倒袁”。当然,行动都未能获得成功。
　　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出让,从此造成了孙中山苦战至死也终未挽回的惨痛局面。
多次组织发动举兵讨袁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虽然都是二十世纪初追求共和的热血之辈,但由于性格使然和理想抱负存在差异,刘大同和孙中山只有短暂合作,马上渐行渐远。
　　1913年8月,刘大同与东北的革命党人组织讨袁遭日人驱逐,从沈阳东渡来到日本江户。几乎同时,孙中山也因相同原因亡命日本。相见后,刘大同在孙中山的撺掇下,支持他解散同盟会,并在东京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入党没几天,大同听到了自己“平民社”社员戴子安、宋大治、王云浦在济南殉国的恶信,马上潜回了国内,藏在大连,组织发动举兵讨袁。活动了一个多月,拟定的计划是:沈缦云为都督,刘大同为总司令,进攻天津。
　　1913年12月28日,刘大同给在日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陈其美打电报,称“这里事已妥,请岛田(陈其美的日本化名)速来”。陈其美拿着电报来找孙中山,孙中山希望陈去,陈问孙中山:“刘大同办事怎么样?”孙中山说不是很了解。见陈犹疑,又说:“这样吧,先派张继和戴季陶去。”
　　30日,刘大同又加上了另外三个革命党人,四人联名致电陈其美:“这里确已齐备,一刻千金,望陈速来”。这第二封电报拍去后,张继、戴季陶才启程赴大连。张、戴到后,把情况详报东京后,孙中山才派陈其美动身去大连。这时,已是1914年1月23日。晚了,他们的活动已为日人侦悉,被迫取消。陈其美返回了日本,并劝刘大同和他前往。刘大同很不甘心,告诉他:“自己在山东有基础,你们先回,我留下继续活动。”
　　不久,由刘大同任支部长的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成立。他们在金钱匮乏、衣食不周的条件下,准备在山东举兵。可惜又是被人察觉,以失败告终。不得已,只得再次亡命日本。在日本,刘大同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东三省支部长。此后,他频频为东北军事奔忙。为此数次到总部访晤孙中山。但孙一般不出面,多让他人传达其意见。对此,刘大同心里已稍感到几丝不快。
只因提议出让满蒙给日本,怒挥老拳向中山
　　刘大同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且性格急躁很有脾气。有才能的人往往脾气都比较大,以刘大同之才,他最初虽然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绝不会成为孙的虔诚信徒,甘于为他打下手。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比孙中山还进步的思想。同盟会成立之初,二人革命的大致目标一致,加之会面有限,孙虽然对北方人骨子里有些偏见,但二人毕竟没起过什么直接的冲突。直到在各省支部长会议上,孙中山提议要向日本出让满蒙后,刘大同拍案而起,挥舞起了拳头。
　　孙中山与日本有着深刻联系,出让满蒙也是孙中山很早就给日本的一个许诺。
　　在亡命天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弄到大宗款项,孙中山提出了以满蒙作为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款,等革命成功时偿还。在提请大家讨论时,有的不置可否,有的赞成,有的闷头抽烟。惟有性情急躁的刘大同站起来,忍耐不住的愤怒开始井喷了。
　　“你为什么放弃满蒙?你怎么不放弃广东?广东是你的家乡,你不舍得是不是?”这么直接的质问,倔强又可爱。
　　“我不是真正的放弃,我们祖国的领土,寸土也不能丢,这只是一种策略。”
　　“你这是什么策略?简直是火中取栗!日本早有灭亡中国的虎狼之心,你把肥肉放在虎狼的嘴里,你能取出来吗?我看这个策略使不得,弄不好就是卖国,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你简直是胡闹!我革命三十年,你竟然骂我卖国!各位同志,你们听听,刘大同竟然骂我卖国!”
　　“我不但骂你卖国,我还要揍你这个卖国贼!”刘大同拍案而起,挥舞拳头,冲向了孙中山。幸亏被在场的人拉住。这时,刘大同火气略低了些:“孙大炮,你就不想想,日本政府刚和袁贼签订了二十一条,他们怎么还能支持我们呢?”
　　这就是他与孙中山差点发生全武行的经过。作为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在吉林干过知县的人,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一直有着切实的了解和警惕。在“放弃满蒙”的问题上他向孙中山“怒挥老拳”,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出于爱国,敢于坚持原则,咱干什么也不能以国家利益为交换条件啊；二是出于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三是性格使然。人嘛,父母生养多年,多少是应当有点骨气和脾气的。刘大同的儿女曾回忆说,父亲为人率直,喜怒形于色,不怕得罪人,特别是发起脾气来很吓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言语过于直接。
　　从那以后,刘大同远离了孙中山。此事刘大同还作诗为证:
　　风霜经多少,干老着花妙。
　　疏影自横斜,不肯向人笑。
　　诗附记:“纪元五年,孙提议放弃满蒙,余反对之,怒挥老拳。十年又招我驼浦,不肯往而作”。
　　据刘大同的后人刘荣华说,老爷子的雷霆之怒爆发后,第二天孙中山派人给他送去了皮帽和皮袄加以挽留,但他没有答应。刘大同的倔强个性与孙中山的肚量均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