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制(1876—1966),原名介礼,字公制。安丘城里人。他兄弟三人,两位兄长张介湘(字竹溪)、张介垣(字省三)都是进士,他本人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为此,清政府曾赐予“兄弟连芳”的匾额挂在他家大门之上,当地更有“一门三进士”的美称。
　　1911年,经张公制多方努力,将安丘县城东门里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办为安丘县立中学,从安丘、昌乐、临朐三县招生,校长由当时的省教育厅直接委任。安丘县立中学就是今天安丘一中的前身。
　　安丘县立中学创立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济南省立各专门学校中,以安丘县考取的学生最多。

身为首任劝学,督导全县兴办新式学堂
　　张公制是明末清初一代名儒张贞的第十三代后人。张贞饱读诗书,文声载誉大江南北,与顾炎武齐名,有“南顾北张”之誉。
　　张贞的儿子张在辛、张在乙在篆刻方面成就突出,在中国篆刻史上独树一帜。作为嫡系后人,张公制继承了先辈遗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26岁那年考取了举人。此后,张公制因受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无意科举,打算东渡日本,寻求新的道路,但终因家中老母反对,没有成行。此后,他将精力转投在倡办新学上来。
　　关于为什么倡办新学,张公制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这段时间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交迫下,下诏变法进而预备立宪的时期。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猛烈地震撼着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我来说,以前只知道埋头读书,心安理得地走科举道路。后来想法变了,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丘县劝学所(清朝时,省教育机构为提学使,州县设劝学所。民国成立后沿袭清制,至民国3年劝学所改为视学所,县设视学1人)成立,张先生被推荐为县首任劝学兼学务总董事,从此致力于办学兴校。
　　《安丘述略》中这样记载:“时风气未开,反对者颇多,且筹募款地,亦大非易事。惟氏依然不顾,劳怨不辞,用能两年之后,卓然有成,新建校舍,开学招生。”张公制把自己家的房地卖了筹集钱款兴办学堂,并按时到学堂进行督导、讲学,至1910年,全县已办新式学堂40余处。
　　到了1911年,经张公制多方努力,将县城东门里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办为安丘县立中学,从安丘、昌乐、临朐三县招生,校长由当时的省教育厅直接委任。安丘县立中学就是今天安丘一中的前身。
　　安丘县立中学创立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济南省立各专门学校中,以安丘县考取的学生最多。
兴办乡农学校,发展农业推动乡村建设
　　1935年,已近花甲之年的张公制结识了梁漱溟,并借鉴他的经验在家乡安丘办起了乡农学校。关于办乡农学校,《安丘述略》一书中这样记载:“晚年仍关注本县教育,(乡农学校)即因张氏大力倡导而成。”
　　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省议会随之解体。此前在青岛养病的张公制身体逐渐康复,因而他想为山东地方尽点力量。那时候梁漱溟在邹平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发展农业为主,农场办得相当不错,养猪养鸡、植棉种烟,颇有成绩。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以乡农学校为中心,寓政于学,以发展农业为主,并将地方枪支分别集中于县以下各区的乡校,供学员训练使用。
　　张公制曾几次前去邹平参观学习,认为“寓政于学,以乡农学校为中心,进行乡村建设”是一条有利地方建设的可行之路。因此,他与张伯秋、于益甫一同计划办理鲁东全部地区的乡农学校,得到梁漱溟的大力支持。
　　张公制介绍莱阳的王葵若、潍县的王善谟、益都的钟绍武、郭泽田还有安丘的马秩五等人分别代表登州(现蓬莱市)、莱州、青州赴邹平学习,计划成立三府乡村建设委员会。后来因为韩复榘的原因,鲁东办理乡校之事搁浅。
　　于是,张公制就和于益甫等人在安丘单办。当时安丘境内土匪出没,地方秩序很难维持,在两任县长王希贞、金鸿良及安丘老乡——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江秋的协助下,安丘乡农学校开始筹办。安丘县先是派学员赴邹平学习,随后在安丘六个区分别设立乡农学校,开始训练学员。到1936年底,共建起六处乡农学校,培训学员1600余人,极好地推动了安丘的乡村建设。
　　“七七事变”爆发后,安丘乡农学校被迫停办。第一区乡校的学生不愿解散回家,由教练韩寿臣率领成立了游击队,后改为山东八区保安第十团,成为一支国民党所属的抗日武装。安丘解放前,韩寿臣率部起义,投奔了解放军。
营救被捕学生,提出良策解决存在问题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安丘县立中学的学子们群情激愤,期待着投入全民抗战的大潮。
　　但那时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对同学们高涨的爱国热情置若罔闻,恰在这时,一位不受欢迎的教员竟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坚持对十一级同学进行考试,于是造成师生间的公开对立,十一级同学全体罢考。此事发生后,校方处理不当,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了全体同学罢课。学校当局在这种局面下张皇失措,竟去向县政府求援。当时的安丘县长金鸿良亲率军警进入学校,逮捕了学生代表曹绵富、马振、李承恩、李家瑞、马星旭等7人。
　　此事发生后,激起了学生家长和安丘父老的极大愤怒。时任安丘县立中学美术教员的曹庚生先生找到当时正在老家的张公制,商量设法营救学生,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张公制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立即给县长金鸿良写信,对逮捕学生一事表示严重不满,要求他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金鸿良深知张公制在省议会的身份地位,只好在接到书信后,把被捕学生从看守所调到县衙大厅,加以“训教”和恐吓后,宣布由校长具保带回学校,并让学生们返校后都要写一封悔过书交上来。
　　学生们得知公制先生如此理解和支持,都非常感动,同时也更加硬气了,不但不交悔过书,反而对自己的无辜被捕进行控诉,以“求学竟无人身安全”为由,十一级全体同学一致递交了“退学书”,集体退出了学校,继而形成了全校大罢课。
　　金鸿良在此形势下企图强迫学生复课,声言如不立即复课,就要关闭和撤销中学。如果真地把安丘唯一的一所中学关闭了,怎么对全体学子负责?怎样向全县父老交待?曹庚生先生感到事态严重,又去找公制先生商量。张公制出于同样的考虑,向金鸿良明确表示:县中应继续办下去,决不能关闭。至于学生复课的事,只要安全有保障,是可以对学生进行劝说的。
　　就这样,张公制既保护了学生,又确保了安丘县立中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