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1909),张公制被选为山东省谘议局议员。他到省谘议局任职后便与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相会,准备加入同盟会。后来在益都(现青州),发生了同盟会成员抢劫银号一事,引起张公制思想上的极大波动,故没有加入同盟会。
　　1912年,在丁佛言的介绍下,张公制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德高望重的张公制当选为议长。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后,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以患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敢于直言,积极投身革命工作
　　1910年春,莱阳县遭受旱灾,县吏不恤民命,农民求生不得,在曲士文的带领下纷纷起来抗捐抗税。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杀抢掠,造成了震惊全国的“莱阳大惨案”。
　　孙宝琦为了开脱罪责,便将该案交给谘议局调查。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官府派”议员,诬蔑这次农民起义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应该镇压。而张公制、丁佛言等人则主持正义,指责县吏不恤民命,是官逼民反。双方各执一词,争辩激烈。
　　张公制刚直不阿,据理力争,伸张正义。但是谘议局被官府把持,张公制不愿与“官府派”同流合污,便与丁佛言等6人一起愤而辞职退出谘议局。当时社会舆论无不赞扬张公制等主持正义,誉之为谘议局“鲁东六君子”。
　　退出谘议局后,回到家乡安丘的张公制,仍然与同盟会的人往来不断。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进行响应,山东也宣布“独立”。可是在袁世凯的阴谋破坏下,不久又取消了独立。但山东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起义浪潮的鼓舞下也是积极进行起义,继烟台、登州、黄县起义胜利之后,又在青州、高密、诸城等地伺机酝酿起义。山东革命党人王长庆在去诸城发动起义路过安丘时,找张公制研究独立和筹款事宜,并决定第二天赴诸城举事,安丘悬挂白旗宣布独立。
　　张公制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此举不妥。他说:“根据起义失败的教训,如果安丘马上独立,邻近潍县的清兵防营就会立即赶到,起义力量单薄,城防难守,必遭失败,使革命力量蒙受损失。因此,安丘只宜作诸城外围,遥相呼应。”
　　大家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张公制的意见,安丘暂不挂白旗,等诸城独立后,再响应独立。临走,张公制把县里所存现银2600两及团练处的20多支枪和弹药一并交给王长庆等人,带去诸城发动起义。
　　诸城独立后,由于势单力薄,很快就被清兵攻陷,诸城民众遭受了清兵的大屠杀,可见张公制在安丘独立一事所持的意见是正确的。

议会任职,揭发贪污伸张正义
　　1912年,张公制应邀前往济南。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佛言等在济南成立共和党支部(后改为进步党)。张公制与丁佛言在谘议局时,曾共同反对清廷的残暴统治,两人感情深厚,在丁佛言的介绍下,张公制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德高望重的张公制当选为议长。
　　当时,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周自齐与负责山东军务的靳云鹏因分肥不均,矛盾较深。1913年8月,周调京城任交通总长临走时,径自提走现银12万元。张公制闻讯,查问济南道尹夏溥斋、山东军务靳云鹏。靳当即调出相关材料来给张公制看,只见盖有周自齐私人图章的一纸提款条,别无其它手续。张公制与议会人员一起,给北京政府打电报揭发此事,请求处理周自齐。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各省县的议会及各级自治机关,山东的国民党、进步党都被迫停止了活动。
　　1915年8月,袁世凯组成了“筹安会”等组织,用来拥护自己称帝。石金声、艾庆镛回山东鼓动“劝进”。两人告诉张公制,周自齐在北京已经给他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劝进”。闻听此言后,张公制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出启事,否认自己加入“劝进”,坚决反对袁氏称帝。
　　1919年4月,巴黎和会再次讨论山东问题,英、美、法三国擅自决定把德国过去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一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济南学生带头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并于24日实行总罢课,发动工商业者罢市。
　　后来,张公制担任省议会副议长,还兼任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校长。当学生们被军警围困在西门大街僵持不下时,他与省立一中校长赵星海、议员吴镜荪同访当时的山东督军张树元。张公制说:“学生问题,最好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开市问题,由商号自行解决,军警学生都不得干涉。”张树元无法,只好同意了张公制的意见,立即派员送张公制等人到西门大街,与学生、军警一起进行谈判。
　　张公制阐明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收回青岛和山东权益而罢课,此举是爱国行为,应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罢市、抑制日货也是爱国行动,至于开市问题,请商号自己研究解决。谈判至深夜,双方同意,军警撤走,学生们整队返校。
　　在平息这次事件的过程中,张公制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全力维护学生利益,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田赋一案,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田中玉督鲁后,借口裁军,向议会提出增加一年田赋。当时田赋一两折合银币四元,共计八百万元之多。
　　张公制认为这对全省人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裁军经费不足问题,议会必须详细调查。经调查,军队空额不少,过去军阀利用空额贪污自肥。如果去掉空额开支,裁军经费足够,根本不用增加田赋。后来尽管田中玉多次与张公制商量,一再疏通议会,但是增加田赋一案始终未能通过。
　　田中玉怀恨在心,企图组织御用议会为他效劳,因而在第三届议会选举时,他插手操纵议会选举,以权势、金钱、地位等引诱贿赂议员,企图对议员进行分化瓦解,并在议长、副议长的选举中百般进行阻挠和破坏,以至于第三届议会议员选出一年多后,议长、副议长却无法选出。
　　张公制对田中玉操纵议会选举无比愤慨,与同道一起共同进行反田斗争。1922年1至3月间,张公制等人曾联合山东各界两次列举田中玉罪状,请求北京政府撤换他。但是直至1923年5月,鲁南临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劫车大案,架走了26个外国人,北京政府怕引起国际争端,才被迫让田中玉离职。
　　在此期间,张公制联合王翔千、张伯秋等人在《大东日报》出一副刊,名曰《劳动周刊》,专门介绍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革命文献。
　　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后,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以患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从此脱离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