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白尘先生。(摄于1986年)

　　　原名林培真,1942年生,安丘人。现为潍坊市作协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红颜怨》、《孽海情》、《林则徐》、《落日》、《屈原》,文学论文集《涧边文丛》、诗集《爱吾庐吟稿》(待出)等。曾获“泰山文艺奖”“山东精品工程奖”“刘勰文艺评论奖”“国家八五长篇小说奖”“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等多种奖项。1995年被授予“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
　　倡导作家的“人民意识”,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在当今观念纷纭、思想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文艺思潮多元杂糅,唯其对文学“人民性”的淡漠,令人枨触独深。由于对“人民性”在理论阐释上的声音微弱,影响于创作实践也显而易见。而于此同时,诸如“人性挖掘”之类的观念,则如同时髦的皇冠加诸文学之身,成为一时之尚；贴近现实、深入社会民心之作,却显得凤毛麟角,能引起社会轰动者更是淡若秋水微波。究其原因,或曰受网络冲击,或曰社会人群生活节奏加快无暇读书,此种因素,或者不无影响,但我以为,主要原因尚不在此,而在于文学本身。
　　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无论生活习惯如何不同,人们的精神追求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作为精神载体的文学,应当是与人们的思想情感相通的。相通则昌,相悖则衰。文学失去了读者,文学远离了民间,文学变成了圈子以内的自导自演、自舞自唱,由此失去民众眷顾,自在情理之中。追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文学创作曾出现过一个繁荣的阶段,某些文学作品,在民间口碑相传,深入人心,那种景象,至今思之如在眼前。尽管这些作品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是贴近现实的,否则人民群众不会喜欢它。
　　反观今日之文学,似乎想拔地而起,或者想走向世界。文学走向世界自然是好事,但不可刻意求之,更不可为求“高远”而弃置尊严,自毁斯文。当今文坛,不难看到创作情态的恣肆与文学作品的缤纷多姿,却鲜见发自真性情、出自大忧患的警世之音!莫说如《水浒》、《红楼梦》、《人间喜剧》那种经典的文心建构已如雾中远峰,遥不可见；即如《子夜》、《李家庄的变迁》等那样贴近时代、反映社会民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几近式微。追求玄远而以象牙之塔为尊者有之,假借挖掘人性而躲避崇高者有之,唯独缺少扎根于民众的心中、想人民所想、见民众所见、从而写出反映人民的实在思想感情之作。此者,难道不值得文学界思考吗?

作家艺术家别被不良观念影响思维
　　文学需要叙写民众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要义,也是时代的召唤。要时刻在心里想着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民”二字。心里没有人民的作家、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成为像鲁迅、高尔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大师!我以为当代作家应当自觉地履行三句话:为时代见证,为历史钩沉,为人民代言。而为人民代言是最为重要的。有了人民才有历史,有了人民才有国家,有了人民才有一切。
　　在许多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到“人民性”一词,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写帝王将相的作品,如果不是以人民的立场来反映帝王将相,而是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来写帝王将相,那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一个时期,人们热衷于大写、大誉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小说、传记、言论,甚至在全社会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做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其实是违背时代潮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曾国藩是一个儒学造诣很深的地主官僚,他同时又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用自己练养的军队,又借洋兵洋炮之威,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残忍地杀害了几十万来于平民百姓的太平军,换来他“中兴名臣”“曾文正公”的美谥。而胡雪岩呢?很简单,他是一个由官府撑腰牟取暴利穷奢极欲的资本家,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典型。
　　从古到今以至将来,只要社会尚未进入“大同”之境,《红楼梦》中的林妹妹与刘姥姥不会有一样的价值观,房地产开发商也不会与农民工有相同的价值追求。这是最起码的社会常识。作家艺术家不能被一些虚假的、旁门左道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自己的思维,要坚定不移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之本,来指导自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创作观。

为民而呼是作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
　　确立正确的文化理想,坚定文艺创作的自信与自觉,将社会使命与历史责任,真正化为创作的动力,至关重要。这样的动力,需要有思想与信仰的支撑,需要有建立在爱国爱人民的思想之上的忧患意识。
　　古往今来,凡是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思想家不一定要做官,但应当有义务、有责任来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心怀国家前途,关心人类命运,应是作家艺术家最高的思想境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当他想到祖国命运的危难时,“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为了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他赋《离骚》,写《招魂》,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他虽然是个失败者,但他的思想与灵魂,却以不灭之光,映照千古!
　　鲁迅以笔作枪,为真理与正义而战斗,旗帜鲜明,对邪恶横眉冷对而不惧,对人民俯首作牛而心甘。而周作人则否,他徒有美的文章而无美的灵魂,他的文章便成了好看的绢花,可以悦目却不能益世,可以入史却不能幸免人民的唾骂。这样的人,由于想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宝贝,民族危难之际就只能去做卖身卖国的汉奸。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关键在于,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周作人不是。
　　必须明确,使命与责任,是与名利观念不相容的。作家艺术家,应当耐住寂寞,不能“一切向钱看”。“一切向钱看”的文艺家,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利欲的膨胀,理想的淡化,人生价值的迷惘,时而困惑着某些人的头脑。因此,谈使命感,谈责任感,谈文艺创作的自信,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倡导独立思考精神,切忌“随风起舞”,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可避免歧路亡羊之失。
　　爱国者一定会爱民,不爱民而言爱国,那是自欺欺人的!将人民的思想感情诉诸笔端,为人生前行伴吟,为社会呼唤光明,这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最高的信念和职责。1996年3月1日我曾经在《文艺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呼唤人民的文学》的文章,文末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我至今对此坚信不惑,特再次移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尾:“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穆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