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不大谈主题,小说家只对生活的意义感兴趣；谈论主题是评论家的事情,评论家才对作品的意义感兴趣；而评论家的理论与指导创作又很不相干。我想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课题也许有益。
　　老渔夫桑提亚哥驾着一叶扁舟,孤零零地在茫茫大海中与波涛搏斗,与鲨鱼搏斗,几十天历尽千辛万苦,一无所获。后来好不容易捕到一条大鱼,却被鲨鱼吃掉了,他失败而归……这是《老人与海》的故事,十年前就读过它。当时给我愉悦的,只是海明威那简洁凝炼的语言形式,那时正是我对语言最感兴趣的时候。
　　后来再读,是前几年的事情,那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合上书本后我仍呆呆地坐在那里继续回味——人们啊,奋斗吧,不一定有收获,人生的意义全在奋斗的过程中!这是心灵的呼喊。是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我彻底被海明威征服了。
　　看来震撼你心灵的,是那主题的力量!
　　就是这种力量,使《老人与海》一下子轰动了世界文坛。第三年海明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一些类似这类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不过读过之后,一点也不给人崇敬感,只能让人生厌。如果我们站在海明威的思想上再前进一步呢?大家都强调读书,意义就在这里。　　
　　很小的时候就读了《阿Q正传》,真正读出好歹来,也是后来的事情。后来我不但较深地领会了其主题,我还看到了什么是崇高和伟大。我看到阿Q背后站着一位悲天悯人的伟人,他是那样博大精深,中国没有第二个作家面对自己的民族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永远也忘不了阿Q临上刑场前画圆圈的那一笔。在我读过的作家中,没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一笔就画出了映照中华民族国民劣根性的一面镜子。那是雷鸣闪电般揭示主题的艺术手段。鲁迅强调主题“开掘要深”,鲁迅在开掘主题的功夫上,无与伦比。
　　莫言说过他恨不得跪倒在福克纳脚下。你读书如果没有这么冲动过,大约算不得读书人。我读过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据说是他的代表作),它只让我感到新鲜,没有多少激动(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个性和修养—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莫言的《红高粱》却让我深深地激动过。
　　《红高粱》的中心事件是一场伏击战,一支雄沉激越的抗战颂歌。我被莫言征服了的,却是包含这一切的更为深邃的东西——主宰作品的那个东西(主题)——那是全新的独特的没有人表现过的、生活在中国最黑暗社会中的中国农民的那种潇洒的反叛精神。他们敢爱敢恨,活得痛快死得值得,不做作不掩饰,什么封建的礼仪和廉耻,全然不顾。中国农民也反叛过,是苦斗,但不潇洒。而这里是莫言式的反叛精神。
　　由此,莫言完成了他的创作风格,也造就了一位作家。莫言把这种精神放在一个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上,使得中国多少抗战文学黯然失色!
　　但是,不要认为文学就高贵,文学只有在热爱它的人眼里才变得高贵。莫言能给福克纳下跪,肯定有画家也会给梵高下跪的。比如我就听不懂西方交响乐,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
　　不过,一个想搞文学创作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你有义务把别人的作品读出好孬来。你尽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读不出好孬来。你连别人作品的好孬都读不出来,你绝对不具备文学创作的条件。
　　当官可取巧,赚钱可取巧,唯文学创作不能取巧。记得在北京逛荣宝斋时,发现一个青年人在一幅画前站了足足一个钟头,我对他肃然起敬,看来别的艺术门类亦然。
　　还有读生活。认为这与我们讨论的课题无关是不对的。一个小说家认识生活的深度,正是他体现主题思想的深度。而且有时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就已经体现了你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有件事很有意思,想写,就是缺个东西。我想,这个“东西”大约就是一篇小说的灵魂,它就在生活中,你还没有抓住它。抓住了,一篇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
　　这是一件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事情。小说家眼里的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
　　因为文学应该追求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爱,它是人类精神和心灵深处的一种情感和愿望,它体现的是人对同类和自身前途命运的一种最终关怀。所以,往往是别人认为丑的,你看到了美；别人认为恶的,你看到了善；你甚至认同《圣经》上“因为有法律,你有了罪”这句话。你的眼睛已超越了世俗的局限,在正常人毫不在意的生活中获得激情获得惊讶,获得赖以为人为文的高贵品质——你会使人看到你的笔下将会发生一场近乎宗教意识的精神圣战……这个你,也许就是端坐在文学殿堂之上的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师。
　　当托尔斯泰的眼前闪现出一个穿着浴衣的贵妇人,这个贵妇人用一双忧郁的眼睛恳求地凝望他的时候,他惊呆了。这就是后来的《安娜·卡列尼娜》的那双眼睛。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
　　也许我们今生也难以摸到那座辉煌的文学殿堂之门,但是我们却不应对周围的许多事情无知无觉(不是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不可救药)。无知无觉不是我们无感觉,是我们还不认识它。这就应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只有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一双贵妇人的“忧郁的眼睛”就使托尔斯泰得出了这样一个虽出身上流社会,却不安于自己处境的结论。假设,如果托尔斯泰不是贵族,如果托尔期泰是贵族而又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世界上都不会出现《安娜》这部经典巨著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具备一颗强烈的爱心；没有这样一颗心只能无动于衷；可以干别的,至少不应写小说。举一个例子:
　　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护士在护理一个垂危老人,当老人悄悄抚摸了一下她的大腿时,护士慌忙跑出去惊喜地告诉大夫:老人有救了!这是陈建功在一次小说讲座上讲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他讲的时候很激动,听课的一百多人,我看到引起共鸣的不过十几人。我很想听他再讲下去,他只说我写不了了,只说,她太美了!陈建功写了《丹凤眼》写了《飘逝的花头巾》,却写不了这个女护士,在陈建功眼里这个生活中的细节所包含的人生况味到底给他留下了多大的精神空间呢?
　　陈建功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种高尚的敬业精神。
　　你看到了什么?
　　不是说那些没有引起共鸣的人都缺少爱心,至少他们没有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换一种角度,生活在你眼里才五彩缤纷。“换一种角度”也许是小说家们的一个专利。撇开世俗的好恶,犯一下神经,再看这世界一定非常热闹了,如果你再具备高超的表达能力,你就可以拿这个世界“开涮”(果戈里那样),可以去战斗(鲁迅那样),可以去爱(泰戈尔那样),可以去恨(斯陀夫人那样)……
　　了悟生活就是这么重要。　
　　“相似性属于唯物论,不似性属于辩证法,似与不似之间是艺术的圣景。”这话对讨论小说主题同样有意义。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因为道破了人类生存的一种本质,使他取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同时也成立了一种质疑,这种质疑就是“太富于寓言性和象征性”。张承志在将其同艾依特玛托夫的作品相比较的时候,就说过海明威“不是凭另外一种打动人的东西长篇大论”。《老人与海》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缺憾——“思想大于形象”。鲁迅为了表达他的思想(主题),给世界文学史添了“阿Q”这样的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海明威的桑提亚哥则近似一种体现主题的形式(或符号),不管这个主题揭示了人类多少本质的东西,但它一旦被道破(破解)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最终的魅力。《红楼梦》里“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真是“一把辛酸泪”,谁也“难解其中味”。
　　所以,小说家们不大理会理论家们对主题这一小说因素的种种理论。他们通常的说法是:把生活中最使你感动的东西写下来。这容易理解:“最使你感动的东西”自然是小说题材了,“小说题材”不是表现小说主题又是什么?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某些现代派小说家主张推倒一切传统手法,要求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去表现事物的“纯客观存在”,提出淡化主题甚至非主题创作主张。他们的许多作品的确很难使人总结出明确的主张来,中国的许多先锋派作家也多有仿效,但细读之后,总是发现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某种主旨来。
　　看来,表现主题毕竟是小说家的最终目的。　　　　　　　　　　　　　耿春元

耿春元
　　原名耿春远,曾用笔名川石,青州人。1977年在《山东文学》发表诗歌处女作。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中篇小说自选集》和《短篇小说自选集》各一部,以及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等作品数百篇。有作品被《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转载和收入《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文学典籍。其中《习惯动作》入选高中《现代散文选读》、《银元》入选大学《英语翻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