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5年入伍,1984年转业,在部队生活和工作了近二十个年头。记得刚转业到地方工作时一时适应不过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满脑子都是在部队时的情景,早晨起来耳边仿佛还传来军号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老部队的思念更是与日俱增,总想着有生之年能再回去看看,重温一下当年部队生活的情景。
　　到部队发挥绘画特长
　　我从小爱画画,小人书、年画是我最初学画的素材。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潍坊市农业学校上学时,曾担任过学校的墙报委员,并且在学校礼堂大门的两侧画过两幅大的宣传画。
　　1965年冬季征兵,体检顺利通过后我在家等发入伍通知书。有一天,接兵的部队干部到我家走访,在谈话中得知我会画画后很感兴趣,让我准备一幅画给他们看看。部队干部走后我赶紧构思,结合当时全国军民正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确定了画的题材,我用炭笔画了雷锋同志的肖像,并在边上模仿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我赶紧骑自行车将画送到部队干部的手中。
　　参军后,我被分配到了烟台某部队,经过短暂的集训后,我被分配到了团直通信连的侦察班,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军队的生活紧张而艰苦,每天除了训练和执勤,还要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此外,我还负责办墙报、黑板报,每天都忙个不停。一天下来,棉军装被汗水湿透,凉风一吹,贴在身上真不好受。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还要站岗执勤。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逐渐适应了连队的生活。频繁的借调又打乱了我的工作和生活。因为我有一点绘画基础,团机关就时常调我去帮助工作,而此时师文化科也欲调我去工作。当时师、团两级机关为争我这个所谓的“人才”,竟当着我的面发生了争执。最后我到师文化科报了到,我在连队待了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特殊年代的特殊工作
　　到了师机关以后,因为我还是个战士,为便于管理,就安排在师电影队同三位老兵编为一个班,实际我的工作主要还是受师文化科的直接领导。当时我的工作范围很广,正如人们所编的顺口溜那样:图书广播、宣传橱窗、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
　　刚开始工作还是比较正常,但“文革”开始后,所有的工作均服务于政治运动。白天的主要任务是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晚上随时注意收听广播的内容,当时新闻是晚上八点,每当听到广播里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中央的重大决定,我就紧张地忙碌起来。第一时间是赶紧通知伙房打浆糊,准备粘贴标语用,然后抓紧布置宣传车,组织部队上街游行,经常忙到深夜。
　　说到画毛主席像,那是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没有画过七八米高的巨幅画像。当时之所以敢于接受这项重任,完全是因为领导指派,形势所迫。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二话没说爬上架子就画了起来,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竟然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巨幅彩像画了出来。初次尝试的成功,给了我勇气和信心,从此一发不可收。我不仅要在我们本连队画,还要到兄弟连队去画。
一年连升三级成军官
　　1970年初,我已经是服役四年的老兵,师文化科领导决定让我到连队去锻炼,于是我打起背包到了师直侦察连,被安排在二排五班,并担任了班长职务,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有了头衔。
　　侦察连的训练课目主要是擒拿格斗,每天训练时,我都是主动同新战士站在一起,一招一式从头开始练。几天下来,我被摔得腰酸腿痛,手掌被磨破了皮,甚至还钳进肉里一些沙子。对此我没有觉得苦和累,反而更加珍惜这次下连队锻炼的机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971年的春节,我是在部队坑道里度过的。春节过后,连队奉命进行野营训练。为了全面提高部队在恶劣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战斗能力,连里要求每一个战士除了背负枪支弹药和背包外,每人还要背着干粮袋(内装大米)、油、盐(装在水壶里)等生活物品。
　　白天翻山越岭,练兵打仗。饿了,以班为单位支锅做饭,战士们有明确分工,有找水源的,有上山捡干松枝的,很快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炖米饭就做好了。晚上夜行军,夜半时分就地宿营,俩人合伙,先在地上铺上雨衣,上面再铺一张被子,然后俩人合伙盖一床被子躺下睡觉,我们就这样穿着湿透了的棉衣棉裤、头上戴着棉帽,在这荒郊野外、冰天雪地里很快就睡着了。
　　有一次,我们在某村外宿营时,被一名早起到村外水井担水的老乡发现了。很快村里的干部和群众都围了过来,乡亲们眼含热泪,情绪激动,埋怨部队不该在村外宿营。
　　1971年6月,连队到山东即墨农场收割小麦,完成任务回营房后,连队公布了我任排长的命令。然而还没有等我行使排长的职权,体验一下带兵的滋味,我又接到了到内长山要塞区(军级单位)帮助工作的通知,主要工作是为筹备和参加济南军区技术革新展览绘制展板,在帮助工作期间又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从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和干事。
转入新岗位进行创新
　　刚参军时,我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写写画画上,每天跑跑颠颠、忙忙碌碌,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很充实。到师机关上班后,且不说我的文字工作没有一点基础,就是对蹲办公室也缺乏耐心。
　　有人认为到机关工作既风光又有前途,说什么在机关上班是“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其实那是误解,当时我既不吸烟,也没学会喝茶,每天除了早到办公室擦擦桌子、打扫卫生,看着同事们忙着自己的一摊子工作,而自己无所事事,好像是一个局外人,心里感到很郁闷。其实宣传科领导和同事们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因为我刚到机关工作,对环境和业务还不熟悉,并不急于往我身上压担子。在一段时间里,凡是下连队调查采访就带着我一起去,科里有重要材料的写作任务也让我参与,有些需要上报的材料,也都是叫我眷写。
　　经过领导和老同志的传帮带,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我第一次接到的工作是起草一份有关军政训练的电报,因为电报转发得快,有参考价值的电文上级会很快地转发到各个部队以指导工作,结果我写的电文很快被济南军区转发。当时师里的一位领导见到我说:小吴,你写的电报不错嘛。当时我表现得很冷静,毕竟是初学者,今后的路还很长,我要继续加倍努力。
　　作为军队的宣传教育工作者,不管写什么材料和文章,都必须按照一定套路,因此写出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新意,也不敢独出心裁,另辟蹊径。时间长了我感到乏味和无奈,为了充实生活,我借阅一些书籍,像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有一次我借到了唐诗和宋词二本书,连看了两遍,想还回去又舍不得,于是我决定把全文抄下来。每天晚上都坚持抄几首(包括诠释),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把二本书全部抄完,并把它装订成册,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两本具有纪念意义的手抄本。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军委决定在全军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并正式列入训练大纲,很快部队掀起了一股学文化的高潮。
　　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队干部反映战士学文化的积极性不如刚开始,有的战士甚至在上文化课时借故离开。经过一番调查摸底,才弄明白原来战士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起来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有的老兵认为,快复员了,就是学个一年半载的回家以后还是照样种地,学习没用。而后者的想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向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大胆设想:把学习文化知识与学习实用性技术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调动战士们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又可以解除战士们的后顾之忧。师领导听了汇报之后,原则上同意我的设想,但仅限于拿一个连队作实验,待实验成功,并取得上级的认可后再加以推广。
　　有了领导的指示,我直接蹲在某团六连,根据战士们的愿望,我与连队干部研究后,决定除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愿意继续学习文化课之外,其余战士在学习文化课的基础上,按个人兴趣爱好,又加办了英语、美术、摄影、农机等专业班,在那段时间里战士们情绪非常高涨,军事训练、站岗执勤也更加认真负责。我把连队学习科学文化的做法和收效写成稿件寄给了济南军区前卫报社。不久,前卫报“调查研究”栏目刊登了稿子。
　　从此,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做法被广泛应用,其经验也被逐步推广。

　　本版撰稿:吴波
　　吴波,男,1944年1月出生,昌邑市都昌街道人。1965年入伍,历任排长、宣传干事、政治协理员等职,1984年转业到昌邑市物资局工作,曾任局办公室主任、公司书记等职,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