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对科学的兴趣之浓、涉猎之广、钻研之深而言,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亲政后不久,就让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天文台台长)杨光先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比试天文测量水平。康熙为什么要这样做?
　　事情还得从顺治末年说起。当时杨光先是钦天监的一名普通职员,学识浅薄却自作聪明,他写了《摘谬论》和《辟邪论》两篇长文送到礼部,攻击基督教和西洋历法,声讨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德国传教士)以西洋历法取代中国传统历法,是蔑视大清威严。他以一副敬祖爱国的面目叫嚷:“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由于当时顺治推崇汤若望,因此礼部对杨光先没有理睬。康熙继位时只有八岁,大权操纵在鳌拜等辅臣手里。不久汤若望患重病,由比利时人南怀仁主持钦天监事务,康熙三年,杨光先联合一批儒生、回教徒再次声讨汤若望。以鳌拜为首的辅臣们一方面由于对历法的无知,一方面基于守旧的立场而视西洋文化为皇权之威胁,竟然作出了骇人听闻的判决:将汤若望凌迟处死。多亏孝庄(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出面阻拦,病入膏肓的汤若望才幸免于难,而钦天监的李祖白等五名官员仍被处死,南怀仁则锒铛入狱。不久,居住在北京的25名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外地的传教士被押送至京接受审判。而杨光先,则风风光光地就任钦天监监正。
　　此番较量,谬误战胜了真理!
　　康熙亲政后不久,除掉了鳌拜,然后清理汤若望一案。他让杨光先与南怀仁同时分别预测次日正午日影的准确位置,经验证,杨光先败下阵来。于是,康熙罢免杨光先的钦天监监正之职(这个害人害己的小丑在回安徽老家的半路上病死了),重新启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康熙又为已经死去的汤若望平反昭雪,并举行隆重典礼,亲自为他撰写祭文,称赞汤若望“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那以后,清宫中传教士声望日盛,也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
　　出于对历法的关怀,康熙苦心钻研数学,跟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算术学等。“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说:历法关乎国家社稷的生存,于是“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注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
　　1678年(康熙十七年),南怀仁发布致欧洲耶稣会士书,呼吁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对此,法国的路易十四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派遣了六人科学考察团,以“国王的数学家”的身份,带着若干科学仪器来到中国,他们都起了中国名字:白晋、张诚、徐日昇、洪若翰等,考察团在海上辗转近三年,于1688年年初到达北京。不久,白晋和张诚,被康熙留在宫中,为这位东方皇帝讲几何、哲学、人体解剖等西方新学。康熙帝对他们这些科学家兼传教士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对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把大学士、九卿召集到乾清门,给他们讲授乐律、算术、历法、河道的水流量等问题,越讲越兴奋,竟命人取来日晷,亲自用笔画出正午日影的位置,众臣在一旁等候。到了正午,日影果然与康熙所画出的位置相合,群臣惊讶不已,“退而相顾,惊喜深愧此前学识浅陋”。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接受了张诚的建议,委托传教士绘制大清国地图。为此,特意让白晋回法国购置器械。次年,白晋带领传教士科学家,分别测绘了全国18省包括满洲、蒙古的地理地貌,并于1717年终于完成《皇舆全览图》,共32帧。此前,中国的地图不讲经纬度,只是以十里方圆为一基本方格绘制平面图,拼合起来就算是地图。这次则是运用最新的近代地理测绘手段所绘制的,在此后的整个清代,它都是最准确的地图。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准确。”
　　康熙还学习西方哲学,让白晋和张诚用满文编撰了一部《古今哲学》。
　　康熙四十岁时,曾身染疟疾,服中药未能治好,却被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金鸡纳霜(即奎宁)治愈,这使他对西医、西药产生了兴趣,他聘请了二十多个西医,并在宫中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制造西药,为皇族和大臣们治病。
　　康熙的父亲顺治是得天花死的,他本人也得过天花,因此他突破成规,大胆采用西洋医学的办法,以种痘预防天花,他先在宫中展开种痘,又在蒙古牧民中推广。
　　对解剖学,康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委托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方的《人体解剖学》一书翻译成满文和汉文,他还亲自参加了一次对熊的解剖。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在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了《律历渊源》等书籍,这个算学馆被西方人称为“皇家科学院”。
　　白晋曾对路易十四这样夸赞康熙:“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现了一个除法国以外从未见过的君王。他像陛下一样具有卓越而完美的天才和皇帝的胸怀……如果没有您的话,他早已成为人世间的一位无与伦比的皇帝了。”
　　作为皇帝,康熙如此酷爱科学,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白晋将他与路易十四相提并论,其实是大大地恭维了路易十四。实际上,路易十四与康熙一点儿也不像,他是个舞迷,喜欢跳芭蕾,13岁就登台演出,因他曾经扮演过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王,所以臣下就尊称他为“太阳王”。他一生演出过26部舞剧,并于1661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芭蕾舞学校“皇家舞蹈学校”。路易十四真堪称是一位出色艺术家了,然而,对于科学,他是十足的门外汉,康熙要比他高明不知多少倍!
　　然而,今人却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科学一窍不通的路易十四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于1666年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这个科学院吸引并造就了一大批科学家,从事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研究,它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世界科学的传播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康熙,在《律历渊源》编纂完毕之后,算学馆也就结束了它的使命。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禁止了有关历法、天文的内容。他的颇有作为的继承人雍正和乾隆都不懂也不关心科学,更不必说嘉庆、道光、咸丰之辈了,因此,科学在康熙朝的宫廷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这是什么原因呢?曰:历史局限使然。
　　我们知道,科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使科学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路易十四所统治的,虽然属于封建王朝,但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不可遏制的社会力量,因此法兰西科学院能够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神发扬和光大。而中国,虽然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却十分脆弱,清军入关以来,就其社会进程而言,略有倒退,掺入了奴隶制的因素,清朝统治者所努力完成的,是放弃原有的游牧传统,同化到汉族的封建农业社会结构中来,那么统治者对科学的关心,也就只能限制这个圈子之中了。
　　从科学发展的步伐来看,西方早在15世纪末,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16世纪初,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伽利略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发现了惯性原理和抛物体的运动规律,并且发明了望远镜；17世纪初,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赛尔维特与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论,胡克发现了细胞,帕斯卡进行了真空实验,费马提出了光的折射定律,巴本设计了蒸汽机；最值得称道的,是经典力学大师牛顿的问世……相比之下,清朝虽然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科技成果,但其总体阵容和水平是无法与西方比肩的。
　　康熙与路易十四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是无法靠帝王的个人素质来改变的:对科学一窍不通的路易十四无碍于法国科技的发展,酷爱科学的康熙也难以让科技呈现出辉煌的局面。
　　正是特定的文化土壤使然,酷爱科学的康熙才制造了科学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冤案发生于1680年(康熙十九年),称“朱方旦案”。朱方旦,汉阳人,自号二眉山人,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他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发现人进行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而不是传统医学中所认为的心,为此,他撰写了《中说补》一书,书中说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这一主张在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他妖言惑众。康熙断定朱方旦“诡立邪说,煽惑愚民”,力主斩首。顺承郡王勒尔锦对朱方旦很敬重,上疏要求免刑,康熙龙颜大怒,当即将勒尔锦革爵,仍将朱方旦处死。朱方旦在心理学中的杰出发现,就这样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了,这无疑是科学史上令人扼腕的一场悲剧。
　　　　　　　　　　　　　　　于培杰
于培杰
　　潍坊学院教授,曾出版《辉煌的古代音乐》、《论艺术形式美》、《美学论稿》、《艺术节奏论》等11部理论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美术》、《中国音乐》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美育丛书》、《青少年智育丛书》；出版长篇小说《末代皇帝溥仪》、《智者曾国藩》、《天王洪秀全》、《兵圣孙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