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朝花夕拾”栏目主要刊发有关安丘的回忆文章,以及身在外地的安丘人具有深刻内涵的回忆文章。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经历,文章风格力求真诚,不掩饰,不虚伪。稿件要有故事性、可读性,字数在3500字左右,可附相关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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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日扫尘除纳清理卫生,又在储藏室见到了我那辆大金鹿自行车,它已经“老”了,锈迹斑斑,车胎干瘪,可以说是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了,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妻说:“快扔给卖废铁的吧”,我心里头一阵酸楚:“它伴随我的时间,比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还长,论岁数比咱儿子还大呢。”妻见我动了情,不再说话了。我将大金鹿擦拭干净,放到它原来的位置上。
　　提起大金鹿自行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概还会记得,还是有很深印象的。大金鹿自行车产于青岛自行车厂,该厂历史悠久,大约始建于清末民国初期。金鹿自行车原名叫“青岛牌”“国防牌”“红旗牌”等名称,八十年代初期改名为“金鹿牌”,因它安装的是大飞轮,俗称“大金鹿”。小轮自行车因它安装的是小飞轮,故称之“小轮”。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那时资源紧张,物资匮乏,一些紧俏物资和生活用品都是计划生产和计划供应的,那是一个用“票”的年代,什么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煤票等等。金鹿牌自行车是凭票供应,与当时的“飞鸽”“永久”牌等自行车一样,在国内享有盛誉,也就是现在说的名牌产品。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人们能够拥有一辆名牌自行车,不亚于现在我们当中富起来的人们,给自家买上了“奥迪”“奔驰”“宝马”等名牌豪华车。当时我们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经典的俗语“借媳妇,不借自行车”,就是说媳妇可以借给别人,自行车不能借。可见那时自行车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参加了工作,分配到西南山区的一个公社工作,那时的交通非常滞后,公社管委仅有一辆北京212吉普,专供公社管委书记、主任们公务用车,公社驻地一天仅通一次公共客车,距家六十余里的我,回一趟家十分不方便。因为我参加工作那年才十八岁,时常想家,因此在县城东部公社工作的父亲便找公社管委主任要“自行车票”。那时“自行车票”虽然分到公社供销社,但是支配权还是在管委领导。虽然当时的供销社非常吃香,但真正决策权还在管委,供销社主任也就只有每年分配一二十辆杂牌子车的权力。每年“自行车票”计划下达后,找领导的人太多,领导只好躲藏。父亲一连几天软磨硬泡,还用了蹲点守候等方法,终于拿到了那年全公社仅有的一个“自行车票”。于是我骑上了金鹿自行车,记得当时的价格好像是152元左右,这个价格相当于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收入。
　　在那个年代,一个十八岁的青年,骑着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奔驰在街道、公路和村庄之间,引来无数人的仰慕和赞许,那是一种现在无法形容的惬意和自豪。每天下班后,将车子推到屋内,擦拭干净,偶然有点小毛病就及时维修。在同事当中我也算是幸运的,在当时的公社大院里,除管委主任们,杂牌车子众多,真正的品牌车子较少。现在开着轿车,偶尔开开名牌轿车,但是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那时我在公社驻片包村,每天骑车下村,在田间村头转悠,常常引得无数村民围观,越是那样,我心里越是甜蜜,惹得当时一起驻村的同事,现在见了面还总是提及当时的情景以及我自豪的表情。更难得的是,在我想家的时候它能非常及时的和我一起回到家,见到我的家人。
　　那时虽然有着“借媳妇不借自行车”的说法,但我还是将自行车借出了几回,一则我是未婚青年,没有媳妇,谈不上借不借媳妇,二则毕竟是公社干部,应该是有一定思想觉悟的。记得一次是,我所驻片的一个村的大队长家孩子结婚,女方提出不坐马车,要坐自行车,这下可难住了这位大队长,马车自己大队里就有,自己说了算,自行车哪里找啊?他找关系托亲戚,借了辆自行车,还差一辆,因为当时山区两辆自行车就够了,一辆带新郎,一辆载媳妇。车把上系上大红花,挑选两名长相体面的青年负责骑车子,那时叫“带媳妇”。男方去的“明白人”等随便骑辆自行车就行了。被挑选成为“带媳妇”的青年,是非常荣幸的,能有“免费午餐”(那时人们生活比较困难,都是逢年过节喜事上找好饭菜吃)招待,若是新媳妇小叔子辈的,还能和新媳妇调侃一路。在乡间的小路上,在娶亲的队伍中会传出阵阵的欢笑声,会看见新媳妇绯红的脸蛋。那时名牌自行车带媳妇就相当于现在两辆百万的奔驰车拉媳妇过门。而用马车拉媳妇是将马车用苇席包裹好,用红床单装饰一下,车上铺上新被褥,马头和马脖子上系上红花红绸子。那时也能借到杂牌车子和自己组装的车子,要上档次的还得名牌车子,于是大队长便想到我这个公社包村干部的新金鹿车。我慷慨应允,那位大队长非常感激,儿媳妇娶过门后,请我们公社干部喝完喜酒后,又专门送给我两瓶黄皮酒和两盒大前门烟感谢我(黄皮是景芝白乾,当时是1.15元每瓶,无嘴大前门烟则是0.49元每盒)。这么贵重的谢礼,回家休班时,我孝敬了父亲。过后,又有几位村民向我借车载媳妇,虽然答谢礼不如那位大队长大方,但我还是非常高兴。
　　八十年代末期,我因工作调动,金鹿自行车又将我驮到相距百十里路的东北部乡镇；九十年代初期,我调到县城工作,金鹿自行车又将我从乡村带到了城市；到婚娶的年龄,父母张罗着给我提亲,又是金鹿自行车和我一起去相亲和约会；结婚生子后,还是金鹿自行车与我一块驮妻带子去走亲访友、游玩休闲购物、送子入园和上学。顺便说一句,我结婚的时候,已经兴起了用轿车拉媳妇,所以没再用我那辆金鹿自行车“带媳妇”。
　　九十年代末期,我骑上了新大洲踏板摩托车,现在所开的轿车,从奥拓、羚羊也换成桑塔纳等等。我的大金鹿退役了,但作为老朋友我没有忘记它,将它放到贮藏室的一角,每逢年节擦拭一新,贴上新春的福字,我的大金鹿,它默默的陪伴我,无言无语地奉献着,它伴我经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的事业；见证了我的爱情和家庭；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盛世。
　　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骑电动车的人多了,开私家车的人也多了。自行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上流通和作为人们的交通工具的自行车,已经不多了。方便快捷、节能环保的电动车,取代了自行车,许多自行车厂家也已经更名成电动车制造公司,轿车已普及到每个家庭和居民,社会已进入机动车时代。将来的某一天,自行车会出现在“车”的博物馆内,同我们古代先民发明的斧车、轺车、轩车、木马流车、独木轮推车等各式各样的车一道,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车”的历史,共同见证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我的“大金鹿”,三十年的风霜雪雨,三十年的酸甜苦辣,难以忘怀的记忆。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大金鹿”,我的不了情。
　　　　　　　　刘冠军(安丘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