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牵出巨大利益链,包括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　◎高额回扣导致看病贵,进行整治是庞大的系统性工作
　　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等美国九大医学组织已对过度医疗下了定义:过度医疗是指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包括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随着葛兰素史克(GSK)等一众外资药企在中国“受贿门”事件的水落石出,各级医院、不同科室医务人员和各大医药企业之间串起的隐形利益链条也一并被拖出了水面。而在“受贿门”事件当中,过度医疗正是其间的一个可操作空间巨大的重要构成。
　　事实上,近些年间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试图消除过度医疗,以便为更多的病患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不过即便如此国内的医院中还是存在着相当比例过度医疗的案例。

　　　过度检查,尽可能使用高级设备
　　医院为了尽可能使用一些高级设备,产生最多的经济效应,便在可控范围内进行更多的检查。“这种现象在医院里其实很普遍,医院并不是慈善机构,也需要相当的利润来支付医生的工资和相关医疗设备的购置和维护,所以检查的多寡是和我们的收入直接挂钩的。”江苏省某儿童医院的医生魏丽向记者坦言,“医院并不会在公开场合提倡进行过度检查”。
　　“一个项目的B超加上最后出片的费用也就花费病人不到100块钱,而同样部分的CT检查即使是中低端的机器也要300多块一次,更别说三甲医院使用的高级CT机了。”
　　而能够让这些机器被“合理”利用的医生也会给予“回馈”。魏丽透露,医院根据相关检查科目收入的情况,以月份为结算期限,将奖金或是类似名目的钱款下发到各个科室,各个科室的负责人再将上述奖金进行分配。
　　　过度开药,开无关药品托高药费
　　魏丽告诉记者,“大处方”复方药中的不少处方实际就是凑数的无关药,就是托高药费。
　　“在一些一级、二级医院中很普遍的情况是,病人的病可能一种药就可以,但医生往往会给他好几种药,其中可能只有一两种药起主要的作用,其他的都是辅助的。而辅助药中最常用的是中成药,副作用较小的,医生开这样的药就是治不好病但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
　　医院的内部人士指出,如今意义的“大处方”主要包括有四:其一是同类药当中价廉的、药效好的医生却不用,转而选用高价药就会被定位为超常处方；其次,同一张处方使用两种药理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属于累加药物作用,也会被判定为超常处方；而超过剂量开药和用药时间过长两种情况也都是不合理处方。“比如普通感冒的药品一般开3天至5天的药量即可,而有些医生的处方却开了10天的药。”
　　黑金链条的重要一环自然是为数众多的中成药企业,中成药高额回扣占到了药价的二三成。
　　　过度输液,导致中国成输液大国
　　在经常发生感冒发烧的季节,医院急诊室的走廊上随处可见手持输液药品的病患。很多病患为了能够早些康复便主动要求输液,这些病患会对输液产生依赖性。而“输液依赖”是造成过度输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某些医院和医生在这之中所起到的作用。
　　某些医生们的最终诊断上往往会写上建议进行输液,同时医生们还会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口吻告诉病患,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非输液莫属。另一方面,一些医院也会根据例如输液等药品使用的数量,来考核医生的月度绩效,两方面的叠加让输液药品成为一些医生最常开出去的药物。
　　正是由于“输液依赖”和一些医生在其职权之中过多使用输液治疗,导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输液大国。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
　　　滥用器械,尽可能多用医疗耗材
　　一提到治疗心梗,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最为常见的高值医疗耗材——心脏支架,但很少有患者了解临床上该植入多少个支架才合适,最为常见的耗材滥用也就出现在心脏支架上。
　　支架滥用,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对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2:1。
　　据业内数据显示: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卖出一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回扣,这是造成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释因
背后既有利益又有“苦衷”
　　在一些医务工作者看来,过度医疗的问题充斥在几乎所有科室的方方面面之中,背后既有为医院创收的动力,也有自身规避医疗风险的考虑。
　　提到过度医疗,很多人都认为医生在其中获得了不菲的利益。但有时候医生的选择也并非出于自愿。煤炭总医院ICU科副主任医师郑山海介绍:“现在医院都会要求有医药比例,也就是药品占总的医疗金额之比。北京的三级医院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一般要求医药比在50%以下,即药品价格不超过总金额的一半。”
　　这条无形的枷锁迫使医生改变行医规则。例如普通感冒,如果开10块钱的药就能治好,但在这个病人身上,药价就占到了总医疗金额的100%。为了达到“50%以下”这条红线,很多医生不得不多开出30块钱的检查费,使药费比例降为25%。
◎整治
见效不大且有新问题出现
　　郑山海表示:“以过度检查为例,国外对大型医疗设备会考核其检出阳性率,即通过检查,是否查出疾病。如果阳性率过低,说明医生的诊断水平有问题。”国内有一些省份早在2006年就对阳性率有过明确要求,但在执行方面显然力度不够。阳性率也没有成为考核医生的必要指标。
　　另外,在对医生和科室的考核上,学术委员会疏于对诊断细节、用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制度执行的漏洞之一。　
　　整治过度医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作。有学者建议,可以从公开医院用药和经营数据入手,通过行业和公众的监督来实现逐步完善。
　　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些医院的医生服务费却在悄然增加着,同时上涨的还有很难界定的检查费用和医疗器械成本费。　　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