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了,我连那家大医院的门口都没再去过。
　　十年前的农历腊月初八,有了年味的人们家家正忙着过“腊八”节,吃“腊八粥”。我和我的家人却在忙着陪同身体极度不适的老爸去住院。就在这一天,老爸被查出患了肾衰竭,也就是尿毒症。仅肌肝一项就高出正常指标八九倍。这一纸残酷的病情化验单,无疑宣判了我当时七十五岁的老爸今后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的事实。在这无情阴影的笼罩下,我和我的家人都为老爸的病情所急所忧所求。接下来,先是半月,继而十天,后来是一周一次,两周三次,直到最后一周两次往返去那家医院做血液透析。而每一次透析(四个多小时),真如受刑一般。
　　都说陪床是个苦差事,已下岗一年多的我和我的阿姨(老爸的第二任夫人),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不怕苦,不怕累,还千方百计地哄着老爸饮食保养,增强体质,配合医生治疗。当然,除了透析还要因病况经常住院,严重的时候七个月住了六次院。最近的一次是刚办完出院手续回家,第二天又病危被救护车给拉进了医院。虽如此,一家人仍坚持着,坚信有一天医学界会出现攻克肾病的奇迹!
　　但随着老爸的肾友们一个个的离去,那希望的信念如同黑夜中一盏无油可加燃的灯而慢慢熄灭了。而我亲爱的老爸也在坚持了一年零八个月,透析过128次之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天是2006年的农历七月二十九日,离他77周岁的生日还差44天。也就在这一天,我传奇坎坷、又直又倔的老爸——一位少年时的村儿童团长；抗战时的军团“飞毛腿”通讯员；南下时高干们的生活协管员；二十几岁任副区长,三十岁坚持不搞浮夸被反右倾拔白旗；丢官降薪后又成为东南山乡自学医书用中医为老百姓看病的片长、山区医院院长的离休老干部,终于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还记得在老爸刚去世的日子里,我的耳边常回响着他说的几句话。他说:人生在世不易。而“享受”二字则是告诉人们,人的一生,享福和受罪是各占半的。只不过有些人前一半多一些,有些人后一半多一些罢了。我想,我老爸该算是前一半多的吧。
　　八年了,在思念故去的老爸时,我常会想起那间让人不喜欢但得了肾病又不得不喜欢的医院透析室；想起那几间住过多次的白墙白床白被褥的病房；想起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白口罩、尽守职责的大夫和护士们。当然,回想起老爸每次住院,坐在病房的窗口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那羡慕的目光；想起我和弟弟妹妹抬着、推着他去透析,老爸仰望蓝天白云和偶尔飞过的小鸟时,那对生命无比眷恋的神态。也会想起跟老爸一起透析,一起住院的那些可爱可亲可悲可悯的肾友们。他们当中,年纪大的不过80,年纪小的刚19岁。有工人农民,有军人家属,有大小老板,有领导干部,有医生学生。细数的十几位中,只有两位成功做了肾移植手术的还健在,其他的都已经去了没有病痛,没有呻吟,没有忧愁的地下。但时至今日,也许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所致,他们时不时会跟随老爸出现在我的梦里,而醒来时,惋惜和心痛的感觉涌上心头……
　　记得那是一位刚刚过了50周岁生日的男子,姓曲,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遇见时他正在接受透析。他很少说话,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高鼻梁阔嘴巴标致地安放在虽削瘦呆滞、但依然透着刚毅的脸上。满脸的病容和满头的白发,让我以为是叔叔辈儿的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同龄人。从他小女儿那里得知,他的家在小城东南五十多里的贫困山区,家中有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外地工作,月薪不到八百元,小女儿还在读技校。他们家的经济来源和他的透析花费,用杯水车薪来形容毫不为过。在家中的电器、家俱、粮食都被换成买命的透析费,新麦子快上场的时候,他也静静地去了。
　　那是一位在我们小城也算是叱咤一方的玻璃行“小老板”。他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很健谈。在一次透析时他告诉我说,他四十五岁了,儿子刚六岁,就要上学了。见我一脸的惊讶,他接着说,他小时候很苦,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没过过好日子,也没上过一天学。哥哥姐姐多次告诉他,说他曾是个被锁在家里哭都没人听,一个人渴了饿了困了,吃过鸡屎,喝过洗脸水,睡过草垛、橱下、炕前的“臭小子”。再大点又当上小“男保姆”,背着弟弟妹妹进过几次学校大门,但从没进过教室。幸亏哥哥姐姐教了他些常用的字,才让他在童年也算是扫了“盲”。从十五岁进城打工,到步入沉浮不定的商海,小老板立志要先挣钱过上好日子再娶妻生子。经过十几年打拼后,小老板终于有了自己的店,有了自己的家和车,找了个小自己十多岁的媳妇,又生了个可爱的儿子,算是苦尽甘来了。可就在儿子三岁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就得了这倒霉的病。于是,小老板从开始自个儿开着车到医院透析,到媳妇骑电动车带着他来回,三年里透析了二百多次。在儿子还差一个月上学的时候,小老板在一天夜里不甘地去了。与家人阴阳两隔的小老板,给儿子留下百十万的店面房,供儿子上学成人。其实小老板后来也想过作肾移植手术,但没等到排上号。
　　那是一位山区老大爷,他有两个军人儿子,一个农民儿子。每次来医院透析都是军人儿子出钱,农民儿子出力。农民儿子用拖拉机把老大爷拉到医院后背到透析室,再跟大娘一左一右扶到床上透析。老大爷的脸色黄中带黑,气喘吁吁,有时胳膊因透析后松解不及时肿得老粗。听大娘说她们婆媳吵架,他生气,结果气病了。三年来,住过省城的大医院,已经花费了六七万了。话音里既心疼老伴的病情毫无希望,又心疼儿子们操心花钱。夏日的一天,又热又虚又憋气的老人被扶到透析床上坐定后,边无奈地哀求老伴和儿子不要再给他治了,边叹气说这病是花钱买罪受,不想跟它玩了。说着说着竟落下眼泪。大娘见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现在死了马上会臭的,等秋后吧。老人听了哭笑不得。熬过夏秋,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冬天来临,本就怕冷的老人,下了拖拉机都不会站了。就在老人想跟儿孙们再过个春节时,却在小年第二天去了,离最后的团圆只差一周。
　　那是一位多么漂亮的老太太啊。如圆月般的脸上弯弯的秀眉,深情的大眼,高挺的鼻梁,略厚的双唇,让人不得不坚信老人年轻时一定是个天生丽质的大美人。老人有三个女儿和一个从小妹那里过继来的儿子,四个孩子都是地方干部和部队军人,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就在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老太太至亲至爱还很硬朗的老伴的生命,也让原本美满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极度悲伤的老太太不吃不喝得了病,却因发现治疗不及时,让病情加重成了可怕的尿毒症。在几乎花光了老伴用生命留下的十万元钱治病后,老太太在病房去透析的半道上一歪头去了。那天刚好是老太太66周岁的生日,家人还订了酒店打算为她庆祝生日呢。记得那老太太特爱吃糖炒粟子和五香瓜子,老人的子女常买了剥给她吃,还常花钱给老太太输血,打白蛋白,红细胞针剂,都很孝顺。
　　那是一位军转干部,姓刘,是某公司的副经理,也算是个副局级领导。刘局高高瘦瘦,脾气很倔,说话总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让人很费解。一次,从刘局爱人处得知,刘局在部队是副营级干部,转到地方已有二十年。开始在一个公司,五六个正副职你刚我强,竞争激烈。刘局很积极很务实很卖力地工作着,很得上下级的认可。但那位正职竟在会上公开封杀,说某些人有能耐,有方方,可你一拳能打下架飞机,也当不成正职。刘局一气之下,上班报了到便找地儿钓鱼,关系也越来越僵。后来,刘局又调到另一单位干副职,本想再好好干一番,没想到被派抓的一个大工程半路下马了。吸取教训的刘局静静地靠在那个“流产”的工地上两年退二线。没事儿的刘局时常喝个大酒,曾有过一次心肌梗塞,幸而抢救及时而脱险。后因肌肝高、血压高、胸闷住院确诊为尿毒症。原本同是“O”型血的爱人决定为其配型捐肾,想等两个月后伺候儿媳生完孩子再去。但刘局没等到这个机会,在一次透析时突发心梗去世,刚56岁。面对无情的现实,刘局的爱人一下子晕了过去。而那就要当爸爸的宝贝儿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边拼命喊叫,边嚎啕大哭,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那是一位从海滨城市来小城下乡的老知青,姓郝。郝大姐就业在小城一家企业,后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孙子、外孙都已上学、入托。不幸的是她家不知何故的就有了尿毒症的家族遗传史,外婆、妈妈都已故去,50岁的妹妹也已患病十年,仍坚持以透析维持生命。郝大姐的老公话少烟瘾大,常常一开始透析就出去吸烟溜达去了。四个多小时的透析,郝大姐每次都怕一个人躺时间长了困了会鼓针,就一个人小声哼着唱歌。当然,她唱得都是些老歌,除了《东方红》带子上的歌,还有《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四季歌》、《好人一生平安》等。偶尔,也会哼几段京剧。她常说,人活着就应该快快乐乐,忧愁烦恼的事不要想太多,想了也无用。对现实敢于面对,剩下的就顺其自然了。但郝大姐没有她妹妹幸运,不到三年就因并发症去世了。哎,每想起她透析时,没病一样小声地哼唱歌曲京戏的样子,依然觉得很美。
　　那是一位高高大大,身体特棒,有着现代化气息的农民。他虽然才47岁,却已早早当了爷爷。他姓李,家住在小城西北平原小镇南面的一个村庄。他同学又同岁的妻子说,他家在村子的最南边,家里有一个两亩地还大的院子,院里养着一百多头猪,几头牛十几只羊,一大群鸡鸭鹅；种着梨、桃、枣、杏、苹果、山楂等果树；还有一个人造鱼塘,里面养了草鲤、鲫鱼、鲶鱼和黑鱼。猪和牛羊是养了卖的,过节也自己杀了吃。鸡鸭鹅和蛋还有塘里的鱼,除了自己吃,也去集市上卖。水果则主要是自己吃,也分给亲戚邻居。听起来他们的小日子过得虽累,却也有点神仙般的味道。没想到这么美的生活,也让老李的病给打破了。没办法,老李每次透析都是自己开着货车拉爱人一起。医生护士在他粗壮的胳膊和腿上扎针,他都不说疼,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大家都动员他做肾移植,爱人终于做通了工作,但苦于没有肾源。一年后,老李在进城透析的前一天去世了。
　　那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机关干部,姓相,相干部的爱妻也是公务员,两个人一个帅气,一个洋气,天造地设的一双。他们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儿子,家庭十分美满。相干部平时爱看保健书,有个小病小灾的就照书买药自己医治,效果也挺好。后来他说是药三分毒,吃药不但要看疗效,还应多看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但让他想到头痛,也想不明白的是自己怎就糊里糊涂得了此病。每次透析,相干部的爱妻都会陪在左右,时而问寒问暖,时而喂水喂饭,时而去外面焦虑地用手机问肾源。一次,相干部说做肾移植手术肾源少,配型难。当说到曾有人提出让他同血型的儿子给他配型捐一个时,他激动地说宁肯自己死了也坚决不干,他那么小,那么优秀,以后的路还长不说,他是相家唯一的希望了。后来,相干部如愿以偿等到了肾源,虽每年的医药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毕竟不用透析了。
　　那是一位21岁的农村小伙子,衣着朴素,面目青肿。小伙子得病不到半年就把原本不富裕的家庭给拖垮了。他气喘颤抖地倚着门框,浓浓的眉毛下,望向透析机的双眼令人难忘。而每次四百二十元的透析费,要一家人筹挣半月二十天,甚至一个月。都是厚厚的一摞,小到毛票。后来,不见人来透析了,我想他的罪许是受完了。
　　那是一位农村妇女,看上去不到四十岁,她的血型极特别,是RH阳性的。农村妇女家贫又忙,只能一个月透析一次,偶尔输点血还要提前专门预约商量好才行。她没住过院,只透析了几次就不再见人了。
　　还有一位矮胖敦实的稍大点的公司老板,每次透析都有小情人披着长发,穿着短裤和透露的上衣开车陪着。他是边透析边等肾源的。但最后也只有原配夫人相伴,未等到肾源就故去了。
　　还有一位跟我老爸同行的中年医生,他得病后一直很乐观,坚信自己会闯过此关。最后在省城配型移植成功,至今健在。
　　还有一位刚19岁的漂亮小姑娘,是最小的肾友了。她只透析了几次就不来医院了,听说是孪生妹妹为她捐肾,结果如何未曾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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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就在农历的五月初四——我生日前几天一个午夜的梦里,我高兴地告诉我的老爸和他的那些肾友们:现如今,国家富裕了,党和政府为民惠民的好政策越来越多。特别是农村医保、大病统筹；农村低保、农村老年人生活补助等先后出台的好政策,让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欣慰和振奋。还有农民工进城打工、留守儿童的生活都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还有公民遗体和器官的捐赠,也得到了公开的彰扬和支持……而他们得知后先是长吁短叹,继而开怀大笑。我沉重的心情也随之阳光明媚了。当然,我也不忘送上了我的祝福,就是希望他们在来生,能少生病,能健健康康地享受人生,能活到一百岁。
　　　　张建华(作者系诸城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