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中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光任过课的老师就得五六十位。但能称的上“恩师”的能有几个?有的尽管教了你好几年,但早已没有了印象。我的“恩师”有三位,说来也巧,他们都只教过我一年,都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们用知识滋润了我的心田,使我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三十多年乐此不疲；他们用言行影响着我的人生观,教会了我如何直面人生,堂堂正正做人。如果没有三位“恩师”,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的第一位“恩师”是我的小学四年级班主任高星会。我上小学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老师不敢教课,学生不敢学习。每天只上一两节课,其余时间全是“社会实践课”。所以我对一至三年级的学校生活几乎没有印象。1975年的秋,我上四年级。班主任是我本村的远房哥哥高星会。他那时刚刚高中毕业担任民办老师,也就十八九岁。当时我们两个村的孩子上一个小学,学校驻地在邻村,但四年级设在我们村,也权当是设在我们本村的“分校”。高老师是我们所有课程的任课老师和“校长”,因为这所“分校”只有他一个老师。所谓的学校,就是在我村西岭上建的三间小土屋,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其余两间是我们的教室,当时感觉我们的教室很宽敞,现在想想最多也就二十来平方。就是在这简陋的教室里,我度过了至今难忘的四年级学习生活。
　　刚入学,由于摸底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老师就让我担任了班长。那时尽管“总校”里乱的很,但我们这里很正规。除了语文、数学、政治、常识四门文化课外,我们的音、体、美、劳也开展的丰富多彩。高老师多才多艺,写作、书法、美术、乒乓球都厉害。
　　那时“总校”几乎每天都召集老师开会,布置社会实践任务。作为“分校”校长,高老师尽管很反感,但又不能不去。可去了又怕耽误给同学们上课,于是他就提前给我“吃小灶”,然后让我替他上课,他还教我如何抓班级管理。时间长了,村里的大人们都夸我也是“老师”,当时自己感觉很“风光”。
　　出于对高老师钢笔字、毛笔字的羡慕,我对书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有空就跟他学书法,放学后我都到高老师的办公室里要么练一会书法,要么听他给我单独授课。期间高老师还跟我谈理想、谈未来。在高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作文水平提高很快,每次的作文都被当做范文在课堂上念。那时,我还跟着高老师学写“文学作品”。我创作的天津快板经高老师修改后,写在大红纸上,贴在“总校”的院墙上,轰动了全校。后来在学区文艺汇演中我自己表演这段快板还获了奖；我跟高老师共同创作的相声,在全公社文艺汇演中荣获了一等奖,那时我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这些都为我后来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年后,我升入了五年级,离开了我们的“分校”,离开了高老师。虽然我在五六年级“风光依旧”,但现在倒几乎没有多大印象了。后来高老师也因为教学成绩突出破格调到了公社中心中学任教。期间他刻苦自学,拿到了函授大学文凭,转为公办老师；以后又调到了安丘师范学校任教；在高老师年近50岁的时候,调入潍坊日报社专门写内参,还担任过某专刊主任。每每见到老师的大作,心中倍感崇敬。
　　我的第二位“恩师”叫王金亮,是我初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1978年秋,经过原学校推荐,我进入了全学区初中毕业生尖子班,班主任就是王金亮。我的四个哥哥都是王老师的学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王老师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老师。他给我们当班主任,学生和家长都感到很荣幸。当时刚打倒“四人帮”,正是教学刚走上正规的时候,学生渴望知识就像就久旱的禾苗盼雨露。
　　王老师虽已是头发花白的年纪了,但全身心的和我们在一起“拼”,赶课程、复习、拉练、模拟,天天就像战士备战一样。晚上我们十点下晚自习,可王老师还要备课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讲的关于写作”用词技巧”、“逻辑、语法”等方面知识至今我都忘不了,对我以后的写作起了重要作用。也许是我语文成绩突出或者哥哥们都是王老师学生的缘故,他对我特别关心。当时,我出现了严重的偏科。王老师一次次的找我谈心,告诉我偏科不是好现象,到时候会影响中考成绩,他还找物理、化学老师给我“开小灶”。
　　在同学眼里,王老师像一位慈祥而又严厉的父亲。一次,我没做物理作业,让他知道了。中午放学后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宿舍,狠狠地批评了我,我“委屈”的哭了,他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中考是不分文理科的,语文、政治成绩再好,如果偏科严重,考重点高中就没把握……最后,王老师到伙房打来饭菜让我在他宿舍吃。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中午王老师是饿着肚子的。从此我抓紧时间在理化上多下功夫,尽量做到不明显偏科。
　　临近毕业时,学校举办演讲比赛,王老师让我参加,我还认为是由于我刚在全公社语文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缘故,可王老师对我说:理化老师反映你成绩上的不慢,你就以如何克服偏科为题作演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王老师鼓励我不要偏科的一“招”。
　　1979年秋,带着王老师的希望,我们班百分之九十的同学全部考进了高中。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向王老师道别的时候,王老师眼睛里噙着泪花,连声说:好,好,继续加油吧,孩子!此时,我真想扑到王老师怀里深情的叫一声“父亲”。
　　我的第三位“恩师”是26中(现在的安丘实验中学)的于名谨老师。他是我高一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当时的26中学刚建校,还处在城郊,学校院墙、大门、操场都没建好,学生全是城区和城郊的。由于我是转学来的,所以于老师特别关心我。
　　听同学说于老师是“文革”前的初中生,他才学丰富,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他常对我们说:你们这批学生在小学、初中没有学到东西,现在要从基础的东西开始。他从音、字、词、句到语法、逻辑,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打造我们的语文基础。他讲的课生动有趣,每节课学生都有不同收获。现在想想,正是于老师帮我练就了扎实的文字基本功,才使得自己以后的写作得心应手。
　　我们班是文科班,那时考个大学很难,一个班也就考上四五个人,一部分同学知道自己考大学无望,开始厌学。于老师就利用班会、演讲会给大家做工作。他经常说,你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想学习,学不成,现在该是勤奋学习、努力拼搏的时候了。即使大家考不上大学,起码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没有留下遗憾。他又说:上大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只要大家把知识学到了,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于老师的教诲点燃了我们那一颗颗火热的心,同学们真的拼上了,早起晚睡,勤奋苦读。
　　于此同时,于老师刻意教授、培养我们怎么做人:从言行举止、接人待物,到尊敬师长、助人为乐；从艰苦朴素、吃苦耐老,到诚实守信、自强不息。他把做人的道理一遍遍灌输到了我们的心灵深处。如今我们已经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但老师的教诲一直铭记心间,并付诸于我们的人生历程。
　　高二的时候,于老师就不再任我们的班主任了,只给我们教语文课,但是同学们还是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于老师说,因为在我们的心中,他就是父亲。第二年高考,我以三分之差落榜,于老师鼓励我不要气馁,可以复习,来年再考。
　　这年底,我带着“大学梦”走进了军营。虽然由于部队特殊原因,我失去考入军校的机会,但我通过自学先后拿到了大专、本科文凭。我在部队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先后被四家军、地新闻媒体聘为特邀记者,每年发表稿件二三百件。我经常把自己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寄给于老师,老师每次都帮我指正里面的不足,鼓励我再接再厉。　　　1992年我转业回来后不久,就去学校看望于老师。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于老师立刻就认出了我,我上前和老师紧紧拥抱在一起。十年不见了,老师额头上的皱纹增了许多,头发都白了,说话的声音也没有先前那么宏亮了。我坐在老师身旁,拉着他的手,和老师叙旧话新,心中荡漾着幸福。
　　几年后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向阳路上走,无意间发现右前方一位老人扶着墙蹒跚前行,当我走到正对老人的位置时,我认出了这就是于老师,显然是得过了脑血栓,我的眼泪立刻盈满了眼眶,我立即停下自行车,本想跑上去,扶着老师,和他说说话,但是我犹豫了,我知道脑血栓患者容易情绪激动,我怕老师控制不了。于是,我只好站在那里,望着那个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的身影离开我的视线。
　　岁月的长河中有着许多记忆的珍珠,一串一串,点缀着人生灿烂的天空,但惟有珍贵的星星在记忆深处闪闪发光,那便是恩师难忘。
　　忘不了恩师那慈祥的目光,忘不了恩师那温暖的鼓励,忘不了恩师那亲切的叮咛。恩师如父,在我成功时给我总结经验,在我失败时帮我分析教训；在我得意时陪我分享喜悦；在我失意时和我品尝苦涩。当我曾经在学习上迷失方向的时候,是您孜孜不倦的教诲,让我从迷茫中找到通向光明的路途。恩师是一座人梯,以伟岸的身躯托着我稚嫩的双脚一步步攀高；恩师是一盏航灯,指引我遨游知识的海洋。
　　恩师是歌,恩师是诗。恩师如山,恩师如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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