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首次财产公开,包括不动产,企业所持股份等
　　澳门19日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财产公开,囊括了政坛至澳门版“事业单位”、“国企”等约400名公职人员。由于仅公布不动产数目、公司股份,财产公开数据库的焦点是房产。特首崔世安共有3套房、3个车位。主要官员中审计长何永安房产最多,共7套；最“穷”是海关关长徐礼恒,报称无房产。
　　公职人员中的“首富”是“赌王”何鸿燊四太、议员梁安琪。议员陈明金则成为“楼王”,他申报了407项物业。
　　四百公职人员公开财产
　　从19日开始,公众可在澳门终审法院网站搜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表中的第4部分,即公开表。终审法院人士将原始文件扫描成PDF格式供下载。
　　据记者统计,共有约400人公开了财产。其中司法官约85人、立法会议员33人。其余约有近300人属行政界公职人士:特首与主要官员10人、办公室主任12人、副局级以上部门官员以及自治部门、自治基金及其他公务法人等(类似内地“事业单位”)约310人、公营企业、公共资本企业或公共资本占多数出资额的企业等负责人(类似内地“国企”)约55人。
　　上述合计约515人次,但其中有部分人士交叉在各界担任职务,如行政会成员兼议员、特首兼任澳门基金会信托委员会主席等数个职务,故总共大约有400人公开了财产。
　　换言之,只要沾了公共财政的“边”、手握一定的决定权,都公开了财产。例如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澳门大学的监事、环保与节能基金的评审委员等等。诸多商界名流因被邀请担任一些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均公开了财产。
名下物业数目悉数上报
　　公开表包括3项全球范围的内容:不动产、土地,企业或工商场所的股份、资本,任何非盈利机构担任的职务。房产无需公布具体地点、价格,只需公布数目、性质、用途说明。商业方面则需公开出资比例、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及在公司中担任的职位。
　　除了一些知名的上市公司,市民普遍对于各类企业的价值无甚了解。因为公开表中仅需填写公司注册时出资资金、比例,而澳门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内地不同,很多大公司注册时仅用数十万分清出资份额。因此公开表实际成了房产、车位等不动产数目的比较表。
不少高官钟情内地房产
　　仔细比较澳门高官对于物业的选择,记者发现多数官员均拥有多个车位。如崔世安购有3个车位用作私人车辆停泊,审计长何永安购有4个车位、其中3个出租。有澳门人士解释称,因为澳门对高官使用专用公车有严格规定,只能因公务出行、只能用公家司机,因此不少高官上下班等用的是私人司机开私车。
　　在回归后澳门专门针对公车出行制定法律,政界人士购买私家车位也逐渐增多。加之近年来车位价格飙升,动辄上百万元,私家车位于是成为高官置业的重要选择。
　　此外,例如特首崔世安、社会文化司司长张裕、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等诸多高官均拥有内地物业。有政界人士告诉记者,这已是澳门政坛公开的秘密,由于澳门地少人多,北上寻觅到安静、宽敞、隐秘的物业度假、过周末,成为不少高官的选择。
　　即便物业是许多从政客必不可少的财产,但是也有例外。海关关长徐礼恒作为主要官员,其公开表几乎是空白,无房产、无公司股份,仅任两个社会职务:妈阁水陆演戏会名誉会长、澳门三水同乡会荣誉会长,堪称最“穷”官员。
◎盘点
赌王四太梁安琪成“首富”
　　在澳门的明星政客里,“赌王”何鸿燊的四太梁安琪(担任立法会议员等公职)最具知名度,经常横跨时政、财政、娱乐等版面。据记者计算,在约400名公开财产的公职人员中,梁安琪当仁不让成为“首富”。
　　梁安琪共申报了52套物业。其中1套属“整栋屋,自用”,另有38套属“分层楼宇中的单位,租赁”,11个车位用于租赁,2套商铺用于租赁。
　　梁安琪共在约30家港澳以及海内外公司出资、作为董事或股东,其中不少均属港澳知名企业。她申报称占有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10%的出资,而按某知名财经网站19日报价“澳博”总市值约1143亿港币。仅此一项就足以让梁安琪成为澳门政客中的首富。
　　梁安琪的海内外公司亦涉及到广州的房地产。她还报称系广州黄埔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占有50%的出资。梁安琪还报称在70多个非营利组织中任职,如广东妇女海外联谊会理事、珠海市老年文化协会名誉会长等等。
　　何鸿燊之女何超凤、何超琼均因为在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占有股份而需公开财产。何超凤的不动产申报一栏为“无”,何超琼只有2个车位。不过两人的企业报表一栏中,密密麻麻的外文显示了数十家公司的股份,相信远比物业价值高。
　　另一个知名的立法会议员陈明金,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所有政客中的“楼王”。他申报了407项物业:53套住宅单位中32套自用、6套借用、15套出租；239间铺位中164间自用、2间借用、73间出租；28间写字楼均用于出租；87个车位自用67个、借用9个、出租11个。
　　陈明金申报了110家企业,担任持股人等职务,领域涵盖了酒店、地产、教育、投资等。陈明金还在约20个非营利组织中任职。

◎相关链接
澳门财产公开之路
　　港澳都曾贪腐盛行,历史记录者从未避讳。香港划出一条时间线,一度引发警员骚动。澳门四百多年历史中不乏“台底交易”,在回归前找关系花钱办事是私下盛行的潜规则,但澳门如何走上财产公开之路?
　　廉洁选举,交财产申明书
　　1975年至1986年间,在香港廉政公署打击贪污成效影响下,澳门各界不断要求成立肃贪机关,以对付日益猖獗的贪污犯罪。到1992年澳门才有了反贪署。
　　上世纪90年代,澳门社会对参与选举的人士提出更高要求,盼能撇清关系,这便是最早的财产申明书。在1998年澳葡当局通过法律,从澳督至公务员,均需提交一份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书。议员关翠杏回忆说,最早的社会诉求是为了选举,并非针对澳督。
　　缓解民怨,严厉申报制度
　　一转眼到了2003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好。但公务员薪水好又不用缴税,引发市民怨言。澳门特区顺势而为,统一征税,把财产申明书严厉修改为《财产申报》的法律。对所有公职人员及其配偶,提出严厉的申报要求,并对违例者有入刑处罚。这比许多国家、地区要广,处罚也更严厉。
　　“我想当时公务员团队心里肯定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社会给了太大的压力。”澳门理工学院教授娄胜华说。
　　政府换届,推进阳光法案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记得,高官里最早提出财产公开者,系崔世安。2009年崔世安在竞选特首时说,推进阳光法案、财产公开。多名官员、议员、学者在受访时均认同,崔世安是最大推动者。“当然与澳门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也有关系,廉署就说,我们不做联合国要来查啊。”
　　娄胜华则认为,崔世安也是听到了社会的呼声,正好有这个契机去做竞选。从2009年至今近4年争议,方达成整个社会的共识(温和式公开),在今年1月份最终通过法案。又经过大半年的准备、技术更新等,在19日正式全部公开。

◎启示
财产公示从高层开始
　　澳门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成功推行,不妨也给大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施上了一课。近年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各地都有推开,但出于种种原因仍不能全面实施。不过,任何一种制度的推出和实施都有一个过程,所谓万事开头难,一个制度推出了,开始时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慢慢改进和完善。
　　官员通过申报公开财产,接受公众对权力的监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随着我国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这已成为中央和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如何改革,路径选择上却分歧颇多。
　　首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句话的意思是,领导者如果率先示范一身正气,被领导者就不敢丝毫懈怠。高层领导的财产都公示了,地方上的官员财产公示还会有问题吗?
　　其次,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应沿着先党内后党外、逐渐扩大公开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公开的主体范围、先完善配套措施后全面公开的路径推行。
　　同时,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制定出官员财产公开的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明确在哪一年之前,切实实现各级官员向社会公开财产等。
　　　　　　　　　　　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