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楼八阁中,因为八阁的历史更为久远,相关记载和民间口碑资料并不多。而七楼因为建于近代,距今相对较短,地方文史资料的记载和民间口口相传的谈资则十分丰富。城市潍坊一带合称它们“七楼八阁”,排序习惯也应与此有关。梳理七楼八阁旧事便也以遵循这个排序习惯为宜。
　　东关坞七楼按照它们所处的不同方位分别俗称东关东门、东关西门、东关南门、东关北门、东关西南门、东关西偏北门、东关西北门。七楼也都有各自相对应的正式名称。这些正式名称的命名参照了它的主城池潍县城城门的命名方法,讲究东与西、南与北的互相对应,因而东关坞的东门与西门、南门与北门、西南门与西北门的正式名称都存在对应关系。实际生活中,城市潍坊一带对潍县城与东关坞各城门的表述是有区别的。潍县城各城门基本上用俗称,就连与各城门有关的街道的命名也沿用这个习惯,而一般不提及它们的正式名称,如现在潍坊市潍城区北门大街就是一例；而当地称呼东关坞七楼,习惯上则以它们的正式名称为主,俗称为辅,可能是为了避免与潍县城各城门发生混淆。
　　按照东关坞七楼的方位顺序先来看看它的东门和西门。东关东门是清晨最早见到阳光的地方,故其正式名称为升曦门。东关西门是每天直接看到天光收起的地方,其正式名称便取“庆幸每天都有所成”之意命名为庆成门。东门、西门的对应意义寓意“迎着晨曦开始劳作,每天必有收获”。巧合的是,近、现代以升曦门和庆成门为载体发生的历史事件,多与它们名称的寓意相符。
庆成门外正式开埠,城市经济转轨变型
　　清光绪三十一年末(1906年初),在庆成门外举行仪式,宣告潍县正式开埠。开埠后,潍县城市经济逐渐由传统工商业经济迅速转向带有商埠经济特色的、外向型色彩鲜明的、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发育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体系。潍县开埠的相关情况可参阅拙专题《潍县开埠与城市经济》,刊载于《潍坊晚报》2012年12月31日《人文潍坊》,这里不复赘述。
　　根据记载,在庆成门外举行潍县开埠典礼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06年1月1日,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潍坊市及潍坊市潍城区地方志书都采用这个说法；另一种是1906年1月10日,与第一种说法前后相差十天,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一天在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同时举行开埠典礼,此后三地正式开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说法不约而同都采用了公历纪年。而众所周知,我国正式采用公历纪年始自1912年1月1日。自此开始,公历新年第一天定名元旦,农历新年第一天定名春节、俗称大年。1912年史称民国元年。在此之前,自我国历史记载中开始有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长达2750多年间,我国一直都采用农历纪年。法定或约定俗成的具体纪年方法,先是按照君王或皇帝在位时的年次纪年,后来自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至前87年在位)起采用皇帝在位时的年号加年次纪年。年次表述的基本方法有两种,按照数字顺序表述或按照农历年的天干地支顺序表述。有人分析,清末洋务运动以后,一些报刊率先开始采用公历纪年。而庆成门外潍县开埠典礼的时间可能来源于采用公历纪年报刊中的新闻报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文化在清末已经对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同日举行开埠典礼”的说法也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外务部批准山东自行将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辟为商埠,潍县、周村作为济南分关,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目的是为了通商的便利。于是,山东省安排三地在同日开埠也是顺理成章的。而虽然是济南商埠的分关,潍县开埠后其城市经济体系却就近接受外来辐射,很快融入了青岛商埠经济体系中。这也说明,经济的转轨变型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会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庆成门外潍县开埠典礼的具体情况则未见记载。而目前见到的关于开埠时间的两种说法,按照农历推算应该都还没有进入光绪三十二年新年,故笔者采用“清光绪三十一年末(1906年初)”的概括性表述。

庆成门楼大爆炸,“自我例外”惹惨祸
　　1928年7月26日,庆成门城楼突然发生了大爆炸,后果骇人听闻:当场炸死34人,炸伤致残160余人,轻伤600余人,炸毁民房700多间,爆炸现场庆成门城楼完全不见了踪影,仅剩门台。庆成门内外,一片狼藉。就连庆成门对面两三百米外、白浪河西岸潍县东门的内外,都有炸飞的人体四肢挂在树杈上,炸飞的人头甚至滚落到了周围商家或住户的院子里。
　　当时,潍县处于和平时期,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么惨烈的爆炸事件?这要从清代咸同之交(1862年前后)说起。
　　咸同之交,潍县开始修筑东关坞,同时还陆续购置火炮和大量的火药,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防范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分支——捻军威胁。同治五年(1866年),东关坞修筑工程竣工。历史上,捻军曾数次攻掠潍县都被击退。捻军最后失败被歼,这批火药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便装入十多口大缸(一说六七口大缸),于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初十封存于落成不久的庆成门城楼内。
　　六十年后的1928年7月,当地民防组织东关保卫团认为,庆成门位于闹市区,储存于庆成门城楼内的这批火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于是,团总杜葵生便向潍县县长张金寿口头请示,将这批火药卖给潍县东郊南胡住村(今奎文区北海路街道南胡社区)业户制作鞭炮,售资用于城防,即可化害为利,一举两得。张金寿默许后,7月26日,组织人员登上庆成门城楼起运这批火药。不想起运时动用了铁锨,铁锨与装盛火药的大缸发生磨擦而迸出火星,一个疏忽引发了所有火药大缸的连环爆炸。
　　当年在庆成门城楼内封存这批火药时,每只大缸上都贴有封条,上书“同治八年六月初十日封”。火药大缸旁放置了专用木锨,并张贴有说明文字,内容大致是,动用火药,忌用铁器。如果严格按照前人公布的这些规则进行操作,这场大爆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不幸的是,因为木锨使用起来显然不如铁锨顺手,效率也低。火药起运者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搬运经验。火药大缸泼上水后用铁锨运火药肯定没有问题,还能省时省力。这些规则太小心了,不用遵守也不一定有危险。殊不知,这正符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糟粕——国人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大行其道的潜规则:人人都应该遵守规矩,但“我”可以例外。正是这种自我例外论衍生的侥幸心理酿成了这场惨祸。可见,自我例外论尽管有时候可能达到损人利己的片面效果,但它在很多情况下损人不利己,甚至是害人害己的。
抗日义士杀敌夺枪,汉奸县长被迫落马
　　1938年9月,抗日义士、潍县北乡店子村(今寒亭区开元街道店子村)贩盐农民刘嘉禄在升曦门用手枪将日寇岗哨当场击毙,并缴获一支步枪。
　　日寇1938年1月侵占潍县后,为“强化治安”,确保自身安全,防止抗日人员进城活动,将潍县城的四个城门封堵了三个,只留下东门通行。东关坞七楼封堵了五处,只留下升曦门和庆成门。这三处仍然正常使用的城门都设立岗哨关卡,人们进出城门必须出示“良民证”、向日寇岗哨鞠躬“致敬”才能通过关卡,稍有怠慢便可能遭到一顿毒打。但事与愿违,日寇始料不及的是,就连自己的城门岗哨也成了抗日义士的袭击目标。
　　当时,刘嘉禄头戴苇笠作掩护,把手枪放在头上,靠近日寇岗哨鞠躬时,乘其不备,摘下苇笠,拿出手枪,当场击毙日寇岗哨,并夺得一支步枪后,安然逃走。
　　这是日伪时期潍县发生的第一次城门岗哨遭袭事件,还“玉碎”一名“皇军”士兵。侵潍日寇大为震怒,马上把升曦门也封堵了。日寇部队长怒气冲冲地闯进伪潍县县公署,向伪县知事毛寄尘大发雷霆,斥责他失职。毛寄尘吓得心惊胆颤,连声赔罪,请求宽恕,后来专门为那个日寇岗哨召开了“追悼会”才保住了命。但日寇也没完全饶恕他。在日寇授意下,一个月后,伪山东省公署下令撤销毛寄尘的职务。这个潍县第一任汉奸县长只做了五个月,就被迫落马了。
　　无独有偶。刘嘉禄夺枪杀敌成功了,有人便见贤思齐。同年冬,潍县北乡槐埠村(今潍坊市潍城区于河街道槐埠村)农民周延昌抗日心切,很想参加游击队,打击日寇报效国家。但苦于缺少武器,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有人便建议他学习刘嘉禄,找机会夺上一支枪,游击队就能吸收他参加抗日。于是,他便多次寻找可能下手的机会。
　　一天,周延昌来到庆成门,看到日寇岗哨呆立在城门北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见状认为下手的机会来了,便毫不犹豫地走到日寇岗哨近前,借深深鞠躬后抬腰之机,趁势猛力将日寇岗哨手中的枪夺下来,然后拚命向北沙滩飞奔而去。行人见状尽快躲闪让路。当日寇岗哨报警追赶时,他早已经跑得不见影踪了。夺得步枪后,他马上投奔到游击队,实现了抗日的夙愿。
　　不长时间内城门岗哨就两次遭袭。但因为第二次只是夺走一支步枪,又刚刚撤换了汉奸县长,日寇也只能不了了之,在庆成门岗哨处筑上一道保护短墙了事。于是,尽管也摊上了大事,但潍县第二任汉奸县长帅景略却是正常离任的,虽然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抽大烟。他离任时,第一任汉奸县长毛寄尘查获的200多两鸦片都让他笑纳并享用了。

抗日队伍奔袭东关坞,成功突入升曦门
　　1942年(一说1941年)7月31日晚,被日寇封堵数年的升曦门门洞内,突然传来“扑通、扑通”几声巨响。原来是门洞内的封堵物让人推倒了。紧接着一支部队从门洞内刚形成的缺口处冲进了东关坞。
　　这支部队目标十分明确。但见他们毫不迟疑地沿着升曦门内东关大街(原址位于今奎文区东风东街的潍州路至亚星桥段)两侧自东向西行进,遇到排场一些的商号就敲开或砸开大门,甚至翻墙而入,将能够看到的、搜到的财物抢掠一空后迅速离开,一些商号业主也被抓走。一路下来,他们的缴获颇丰。同一天晚上,在潍县坝崖大街南段(原址位于今潍城区和平路的胜利西街至亚星桥段),也有一支部队抓走了兴亚剧场内的部分观众。
　　第二天,惊魂未定的人们发现,在东关抓走的几个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潍县商会常委康子周和本地著名民族企业——潍县大华染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均生。同时,也了解了这次袭击、抢掠、抓人活动的主角是国民革命军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
　　当时,第三支队在安丘县洞西头村(今安丘市辉渠镇洞西头村)驻防,距潍县东关80多千米,但东关坞内有一处磨房是三支队的地下联络点。磨房经理人回安丘探家时特向队副王治平详述了东关情况,分析了有利条件,认为只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偷袭东关就能成功。同时又获悉潍县信丰染印公司内设有日军修械所,守卫日军也不多,而所内武器弹药较为充足,倘能顺利得手,借此补充军事装备,实为一举两得。
　　于是,第三支队便兵分两路,分别长途奔袭潍县东关和潍县信丰。由于日寇在信丰戒备森严,无法偷袭,这一路人马便当即改变计划,转赴坝崖大街。而偷袭东关的一路则大获成功。两路人马停止行动汇聚返防时,抢掠东关商号所得物品十分丰富,应有尽有。
　　潍县绅商康子周和于均生被抓到安丘后,颇受优待。这是由于当时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支队十分困难,于是动员于、康二人筹集资金,为士兵更换军装。虽多次磋商,但无成果。
　　半年后的一天,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忽然接到国防最高会议委员丁惟汾的电报,大意是:于均生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现急需该员协助工作,即请护送至重庆。实质是要求放人。不久,于均生、康子周二人及其余被俘人员先后获释回潍。
　　成功奔袭东关坞是抗战时期城市潍坊一带具有一定影响的军事行动,虽然只是抢掠和抓捕了自己的同胞,对削弱日寇统治力量没有实质影响,但抗日部队突入日寇位于山东统治中心地带的潍县,还是对日伪产生了不小的心理震慑作用。对此,日寇也只好故伎重演,将伪潍县县知事邱少尹撤职了事。邱少尹成为以升曦门为载体发生的抗日活动中,第二个落马的汉奸县长。

大水围困升曦门　抗洪民众有伤亡
　　1951年8月7日,多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潍坊。这场洪水的确罕见。潍坊市东关、西关、南关等地带无一幸免,许多街巷变成了河流,有的街巷水深甚至达到了两三米、三四米。
　　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持续不停的降雨导致流经潍坊市区和近郊的白浪河、于河(今虞河)两条河合流为一条河。于河、涨沔河(今张面河)洪峰冲出原有的河道,沿着东西方向的一条名称为老沟的自然沟壑(老沟平时是一条可以通行的干沟,原址大致在今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的虞河至潍州路段),汹涌地冲向升曦门。
　　潍坊市第二区(东关区)防汛机构迅速组织该区居民奋力抗洪抢险。大家在升曦门门洞内紧张地忙碌着。装满沙土的麻袋一袋袋码高,门洞内的防洪墙便始终阻挡着凶猛的洪水。洪水来临前,升曦门顶拱正在拆除中。当日凌晨5时许,不幸突然发生了。升曦门南垛上,一块近8立方米、重达十多吨的沙坝(三合土块)突然坍塌,轰然砸在尚未拆除完毕的门顶拱上。紧接着,门顶拱与大沙坝一起砸到门洞内。4名抗洪民众当场牺牲,16人程度不同地受了伤。而洪水则成功地挡在了升曦门外,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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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均生
　　于庭樟,字均生,潍县寒亭(今寒亭区寒亭街道寒亭二村)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均生赴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第二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于均生加入,成为早期会员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于均生回国,在潍县寒亭创办私立于氏两等小学堂,自任校长。1912年4月,中国同盟会潍县分会在潍县东关第一公学召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副会长。同年年底,全国举行国会选举,他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他转为国民党员。1917年,于均生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奔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1918年1月,他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议。
　　1925年父亲病重,他遂请长假返里侍父,主持家务,不久后创办私立东明中学。1928年,为避免散兵游勇和土匪的骚扰,他举家迁居潍县城区。
　　于均生在留日期间,亲见日本工业发达,国家强盛,便萌发了振兴民族工业的思想。1928年,青岛一家染厂破产,他便与表弟、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专业留学生张干臣商讨在潍县筹建大华染厂。他卖掉土地200亩,筹集资金3万银元,派人去青岛,用1.2万元购买了该厂家的全套日本生产的机器设备。1931年初,潍县大华染厂正式投产,成为山东最早的新式染厂。该厂根据公司法组成大华染厂股份有限公司,于均生任董事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华染厂拟迁内地,因故未果。日寇侵占潍县后,多次诱逼大华染厂实行“日华合办”,皆被于均生拒绝。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华染厂复工,不久后由于苛捐杂税难以负担而被迫停产。1951年底,该厂与实业公司合营,后合并于潍坊染厂。
　　于均生于1949年2月23日病逝,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