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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海 为救病妻,湖北武汉小贩徐有胜在街头卖板栗。为帮助徐有胜,城管与他定下一个“君子协定”,从10月开始,允许徐有胜在公交枢纽站的一个避街角落摆摊,直到50吨板栗销完。 (12月21日《长江日报》) 从感情上讲,我们支持城管的作法。正像城管局那位领导说的那样,“如果单纯将他赶走,这个家庭肯定面临更大的困境,城市管理在管好城市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失去人性化,确实有困难的个体,需要合适的帮扶。” 不过从理智上讲,我们不希望城管自己违反规定“网开一面”。规定就是规定,并不能因为对方的身份而改变。说实话,摆摊的小贩没有几个家境宽裕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城管局不是民政局,如果每个有困难的小贩城管都要照顾,恐怕城市管理会成为空谈。 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城管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徐有胜提供一个合法的经营场所,并从管理费等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照顾。这样,既做到了执法的人性化,又没有违反占道经营的规定,才称得上是“合适的帮扶”。 但客观地说,不管城管怎么做都不过是替自己解了道德上的围,并没有解除小贩生活上的困境。徐有胜的难处在于,他需要稳定的收入,妻子需要持续的治疗,而他卖完了板栗,还会回到问题的原点。到时候,如果徐有胜还做小贩,不知道城管局将怎么应对。 这难免让人再次想起大病救助制度。穷人患上大病,其结局不应该只是倾家荡产之后无奈地死去。不因为家庭经济的贫困而耽误治疗,这应该是老百姓享受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政府应该担当的责任。有网友就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城管在替医保擦屁股。徐有胜的难题不应该留给城管,也不应该留给某个职能部门,而应该靠国家从整体上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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