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汶水清风》
　　中共安丘市纪委、安丘市监察局编撰的《汶水清风》一书日前已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安丘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兴明为该书作序。该书通过对安丘古代官僚体系中廉洁从政的清官典范深入浅出地介绍,使读者既能从他们的鲜活事例中感受到古代清官的人生历程,又能从思想、制度等理论层面了解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要素,从而为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应该说,这是一本以古鉴今、利国利民的好书。

　　安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山东省志·建置志》称,“夏商时期少昊后有安丘国”,正式置县也在西汉。几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廉政文化,历朝历代廉政人物的事迹及思想,不仅是安丘廉政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优秀廉政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汶水清风》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从正史以及其他史著中,择取与廉政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传记,对其原典进行译注,对人物事迹进行评述。全书收录了上起春秋,下迄民国的安丘籍和任职安丘的廉政人物80名,组成了69幅生动的画卷。笔者作为作者之一,深深体会到,每次查阅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深刻的廉政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查阅写作的越多,越让人感受到安丘历史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感受到廉政文化的灿烂和丰富。他们身上折射散发出的清辉,照亮了旧时代的道德海岸线,值得作为后人和继承人的我们认真总结、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运用。
　　首先是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理念。
　　自《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之后,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开明的统治者都能较好地继承民本与爱民的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执行上有所体现。民本与爱民思想所蕴含的忧患意识、重民意识,既是中国廉政史的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　　《汶水清风》一书中记述“和为贵”“尊孝悌”思想的提出者有子,正是在深刻理解民本与统治者关系的前提下提出的著名论断。而赈恤救灾民于水火的王大平、李迁梧,安丘知县房建极,担山封矿的陆巢云,清代循吏李大本,厘案清官张堂,恤民能吏马秀儒、王简,以及曹申吉、张介禄、刘一鹤、曹锡田等,都是深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为官一方中坚持民本与爱民的实践者。他们或轻徭薄赋、节俭慎刑；或赈灾济贫,为民解难；或蠲除苛政,为民请命；或兴办学校,传播文化；或除强扶弱,保民平安……既被历代统治阶级树为楷模,也广受人民群众爱戴。
　　其次是勇于进谏,不畏强权、公正执法的精神。
　　中国廉政史上,御史监察制度虽然有人治之弊,其正面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在此类制度激励下,涌现了许多勇于、善于或巧于向君王进谏的清官廉吏,也涌现了许多不畏强权、执法如山、弘扬正气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汶水清风》一书展示的刘朴、李裀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爆发力,堪称“包黑”重现,“海瑞”再世,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干部现在有没有?有,有多少?值得思考。
　　再是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经验。
　　中国政治史上,出现过德法并举、单纯法治、无为而治、德本法用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模式。纵横比较,还是中儒法结合的“德法并举”模式更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汶水清风》一书中所载心系苍生黎民的伏湛、伏隆父子,避免生灵涂炭,主张施行仁政；法学巨擘韩晋卿,江南治行第一人曹一麟等,既从严执法又为人忠厚,他们都在这方面有可资借鉴的尝试。
　　就廉政建设而言,无论是“德法并举”,还是“德本法用”理想,对于中国历代的廉政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还是倾向于德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特别强调为官之德,所以积累了厚重的“德文化”。《汶水清风》自然在整体上对安丘历代先贤的官德、政风广有展现。书中的他们,或勤政为要,不尚空谈、交际,踏实做事,发展生产,造福百姓；或修身立德,刚直高节,明法审令,勇略敢当；或视富贵如浮云,自持知止、乐道安贫,其出行“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不仅以勤奋的精神和杰出的才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为党员干部养成为政以德、以廉为贵、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优良品质提供了极好的历史范例。
　　《汶水清风》就是一堂不设讲台、不见讲师的廉政讲座,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生动教材,是安丘廉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填补了当地系统研究介绍清官廉吏人物书籍的空白,具有长远价值和作用。
　　今天的社会固然与古代社会有很大差别,党领导下的反腐倡廉与历史上剥削制度下的反腐倡廉也有着本质区别,但优秀的廉政文化遗产,仍然是推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不竭源泉。建议更多的同志、更多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静下心来读一读《汶水清风》,运用书中人物及故事启迪自己廉洁从政,筑牢思想防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