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为了一元钱,也绝不能违反纪律
　　1929年秋天,在青岛火车站,一个年轻的乡下妇女抱着四五岁的儿子在风雨中站立着,儿子的脸冻得发红。她就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的妻子任意芳。
　　任意芳虽然等得焦急,但并不埋怨丈夫的迟迟不露面,她早就习惯了这样。“嫂子!”一声招呼从背后传来,任意芳闻声回头,惊喜中认出了是丈夫牟鸿礼在潍县发展的地下党员于画舫,她跟着于画舫往前走。
　　到了一个拐角处,于画舫跟任意芳说:“牟鸿礼来青岛后改名叫孟铭三,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叫他‘老孟’。”路边包子铺伙计的叫卖声伴着诱人的香味儿一起飘过来,一路上没吃饭的孩子在怀里直喊“饥困”,于画舫去为孩子买了两个包子,可不懂事的孩子又要求叔叔给他买肉吃。于画舫迟疑了片刻,从随身带的钱袋里掏出了一元钱……
　　谁也不知道于画舫拿出的一元钱,是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心里说:“暂借一下吧。”于画舫当天接受了牟鸿礼的两个任务,上午去“关系人”处拿经费,下午去火车站接任意芳母子。
　　事情让牟鸿礼知道后,他严肃地批评了于画舫:“带钱去火车站,这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私自动用经费更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一元钱的欠缺,一分钟的耽误,关键时刻会让我们的同志掉下脑袋来。”
　　任意芳住下来后,牟鸿礼给了她两个任务,一是在家守护平安信号,二是他不在家的时候,对着暗号替他接收情报。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刚来不久,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送来一个箱子,说是她先生定做的衣服。等牟鸿礼回来打开时,是满满一箱苏联货币。牟鸿礼告诉妻子,这是党的活动经费,要用生命去保护它。

妻子捎的小笸箩,牟鸿礼派上大用场
　　潍北一带容易发生内涝,别的庄稼不容易生长,而高粱秸秆高,抗内涝,所以种高粱成为了首选。人们常把高粱秸砍来做成“篾”,这样的编织充当过儿女的洞房装饰和嫁妆。
　　红白相间的篾编成了炕席和围住灶烟熏黑了的墙壁席,洞房里红红的美了许多。女儿出嫁时,娘必用篾亲自编笸箩作为嫁妆。一对儿笸箩,象征着福禄鸳鸯。有盖儿的笸箩,严严的像盒子,用红色的篾编了“万字不到头”的纹儿、“双喜”纹儿、“山田日月”纹儿,笸箩是新媳妇藏私房钱的用具。抗日战争前夕,这样的一对红笸箩拿到集市上能换回一口袋红高粱。
　　任意芳年轻时是位心灵手巧的姑娘,嫁到婆家前亲手编了五个好看的红笸箩,四大一小。出嫁后不久,四个大的红笸箩为了给牟鸿礼筹集革命经费,全都卖了,自己只剩下一个最小的。
　　去青岛的时候,小笸箩也一块捎着了,因为里面积攒了几个任意芳摇纺车挣来的私房钱。这种笸箩是夹层儿的,有一天晚上,牟鸿礼让妻子拆开笸箩的夹层,在里面放了张纸条儿,再让她照原来的样子缝好,拿起笸箩匆匆出了门。
　　过了几天,牟鸿礼又拿着笸箩回到了家中,像是干完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儿,抹着头上的汗水对妻子说:“这回你的笸箩可真派上了大用场!”至于什么事派上了大用场呢,这些“老孟”从来不让妻子插嘴问,就是从脸色上也看不出半点事来。

　　牟鸿礼离开潍县后,潍县县委决定利用传统节日桥西山会的机会,组织武装暴动,准备夺取高里民团(高里是潍北重镇,1930年前后,国民党县政府在镇上设有小型武装力量,称“民团”)枪支,建立革命武装。
　　事前,潍县县委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潍县县委书记曹克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徐宝铎任司令。暴动队由阙庄、吕家、河套、埠头子等十几个村的100多名党团员和200余名群众骨干组成。
　　暴动队缝制了红白布各半的袖标,篆刻了“游击司令部”印章,印制了二十面党旗,暴动武装除8支短枪外,每人准备了一把斧头。到1930年农历二月十九当天,赶山会的群众人潮如流,暴动队员携带武器,随着赶山会的人群按计划进入预定地点。但是情况发生突变,国民党县长亲自率领县大队和骑兵赶到会场,布下阵势,严加戒备,地主民团也在会场外巡逻。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暴动委员会”立即开会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停止暴动”。并迅速通知暴动队员立即解散,各自回家,由于准备不充分,暴动没有成功。
　　事后不久,潍县县委书记曹克明神情沮丧地对革命同志说:“家里还有两棵大梧桐树,回家卖掉换成经费回来咱再一起干。”不久,身为县委书记的曹克明叛变投敌,带领敌人逮捕共产党员,潍县县委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3月下旬,省临委书记任国桢和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来潍巡视工作,主持县委改组。改组后,潍县县委委员4人,耿寿图任潍县县委书记。
　　潍县是牟鸿礼的故乡,到潍县完成任务的间隙里,牟鸿礼总是走到野外向他的村庄方向望去,有时月色渺茫,有时雨雪霏霏。有一次,牟鸿礼在阙庄村党员于砚田家里召开县委改组会议,阙庄村离牟家院村只有十几里路,可是他开完会就匆匆赶去了下一个工作联络点。他常常跟同志们说起自己的家乡,说牟家院村十几里外的西北方有一处叫做“禹王台”的古迹,台上镌刻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潍县县委遭破坏,回乡主持县委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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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工作报告　明显反对左倾
　　牟鸿礼在青岛,陪同省临委书记任国桢巡视了全省范围内的工作,事后他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内容涉及五个方面:一、过去工作的总结。二、今后工作的布置。三、工农群众斗争的情形。四、工作路线和策略路线。五、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英文缩写)的工作。
　　1930年4月,牟鸿礼接到去中央的调令。当时,他正与有关同志筹划和领导着青岛的“赤色五月”罢工斗争。
　　此前,中共中央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指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后简称五一),要求包括青岛在内的重要城市,必须极力组织广大群众进行示威行动。
　　4月上旬,上级党组织在筹备“赤色五月”工作中指出,青岛为中心城市,青岛的沧口、四方、台东为中心产业区,市郊农村为重点,在这些地方都要迅速筹备有关行动的工作。
　　4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作出贯彻上级党组织关于“赤色五月”的决议案。决定在各厂利用一切机会推动斗争进行,扩大五一的宣传。在成立各厂五一筹备会的基础上,成立全市统一的筹备组织。要求在“赤色五月”中,发展党团员60人,赤色工会会员100人,并准备5月1日示威游行和集会。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牟鸿礼,对错误倾向有所觉察。5月10日,他向中央递交了《山东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报告》,他分别介绍了青岛的情况、潍县的情况、烟台的问题、济南的问题等,字里行间明显表示出反对“左倾”的主张。
　　1929年秋天,任意芳从潍县前往青岛,以妻子的身份掩护牟鸿礼开展革命工作。丈夫给他安排了两个任务,在家守护平安信号,对着暗号接收情报。她捎去的小笸箩,在关键时刻还发挥了重要作用,牟鸿礼拿着它安全地送了几次情报,而具体干了什么,他只字不提,任意芳也从不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