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强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认识茶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中国是茶道的发源地,茶道的形成已有一千多年。齐鲁之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山东人很早就与茶结缘,并为繁荣祖国的茶文化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山东人好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鲁周公即周文王之子,他的封地为鲁国,所以在神农氏认识茶叶之后,人类饮茶的历史是由山东的鲁周公开始的。实际上,茶在发现之初并非饮用,而是作为医药使用。
　　《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是古人对茶的书谓,神农氏以茶解毒,突出了茶的药用价值。春秋时期,茶又成了人们食物中的一部分,而最先把茶叶当做食物的也是山东人,这个人便是齐国的宰相晏婴。
　　据《晏子春秋》记载:晏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也就是说当时晏婴不过就是吃些去壳的谷物,有点野味禽蛋,茶叶蔬菜而已,这看似简单的食谱暗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搭配方式。
　　食谱中有茶叶,可见当时茶叶上餐桌并不稀奇,以茶佐餐在齐国的上流社会中想必已较为普遍。饭菜中有茶,说明在当时茶叶不是千里迢迢运来的珍稀植物,或许吃的是当地茶,食鲜茶也说不定。此推断如果成立,我们可以说:在春秋时期山东已有茶产出。
　　业界大多数人认可茶可饮用的观点是清代顾炎武的考证,其在《日知录》中记载: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取西蜀是公元前316年,距今已2300多年,不过那时饮茶并非冲泡,而是调煮羹饮,就是用容器煮茶喝。到了唐代,饮茶已相当普遍,甚至出现了陆羽在《茶经》中描绘的“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的盛况,因此就有了中国饮茶之风“兴于唐,盛于宋”之说。那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研究茶叶和饮茶的大师级人物,其中以陆羽最负盛名。陆羽生于唐开元年间,一生嗜茶爱茶研究茶,因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流芳千古,被后人尊为“茶圣”。陆羽描绘的“比屋之饮”指的是现在的西安、湖北和重庆等地,但是稍后的日本僧人圆仁经齐鲁大地入唐后所记录的山东人的茶事活动和饮茶之风都是实实在在的“比屋之饮”。如果说春秋时期饮茶“闻于鲁周公”是个别现象,那么圆仁所看到的山东人饮茶已达到相当普及的程度。
　　公元838年,圆仁西渡入唐,其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专门记载了山东人饮茶的情况:从海州至登州——山村县人食物粗硬,喜食盐茶粟饭,至登州,参见使君,上厅啜茶,至黄县,于承夫馆吃茶,又行十里,至桥村王家吃茶,至青州,又赴萧判官请,到宅吃粥,汤药茗菜周足。圆仁从山东一路西行,好客的山东人不仅舍以粥饭,更施予茶饮,从朱门大户到平常百姓家无不如此,可见当时饮茶已普及到山东大地的各个社会阶层。
　　历史上,山东地区不仅有浓郁的饮茶之风也有种茶的记载。种茶从唐朝即形成规模,比陆羽还年长的杨晔在《膳夫录》中写道:茗系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以东、淮海之南皆有之。“海”即海州,今日照一带。可见当时山东日照地区的人们已开始种茶。到了晚唐,山东的产茶区已不仅限于日照,开始向北延伸,五莲、胶南也出现了茶园,种茶甚至成为了当地百姓主要的收入来源和赋税之基。
　　当时旅居山东的朝鲜人崔道古留下过这样的诗句“有客朱峰隐,积荫学种茶,春来初佩绿,雨后已生芽,自喜三园地,能衣万户家,如今辞别去,两泪润清霞”。诗中提到的“朱峰”位于今胶南市,如今这一带已是茶园满山、翠竹遍布,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到宋代,茶叶的种植已相当普遍,茶叶的品种越来越多,加工也越来越精细。随着茶艺茶道的发展,饮茶已成为宴宾、会友、结社甚至送礼的必备之物。这期间,以士子、官贵为主体的上流社会人群对茶叶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茶具的要求也越来越奢华,烹饮越来越讲究,这无形中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而茶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茶的发展,一度形成水涨船高之势。南宋时期,山东的一些地方仍保持了茶叶的生茶和种植,《金史》记载:金人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每斤每袋值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其中“淄”即今淄博,“密”即今诸城。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山东茶行业的发展动态。
　　明朝万历初年,黄一正所著《事物绀珠》中列举了全国96种名茶,其中就包括“莱阳茶”和“海州茶”,这说明到了明朝,山东茶已不仅颇具影响还进入了“名茶”之列。茶叶的原产地在我国南方,人工种茶的历史也是从四川的雅安开始的,但是从文学作品、人物传记、生活札记等资料上不难发现山东种茶产茶的历史遗存。
　　2004年2月份,山东茶人欣闻一条消息:五莲县群众追回来一棵被盗的千年古茶树并成功移栽,正可谓万劫终复,枯木逢春。饱经沧桑的老茶树向我们回顾着历史,见证着现实,也许还能昭示未来,昭示山东茶产业的兴旺、茶文化的繁荣!
　　(作者系山东茶文化协会常务理事、青州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