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陶,1940年生,山东安丘人,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潍坊市首届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红颜怨》(台湾版书名《陈圆圆》)获“泰山文艺奖”,曾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赢得好评；所著长篇小说《孽海情》,1992年在《云南日报》连载；所著长篇小说《林则徐》,获国家八五长篇小说奖；所著长篇小说《落日》,获山东精品工程奖。由于创作成就突出,1994年被省委宣传部授予“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2008年被评为“潍坊市杰出文化工作者”。
　　“草根”的含义首先就是那阳光下的野草,它或在田畴,或在涧边,虽然未免寂寞,却摇曳在清风之中,沉思在明月之下,与烦嚣尘霾无缘,倒是有几分宁静悠远的自信与自得。
　　小说是发源于民间的,它与“草根”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以草根来谈小说,可以消除大言炎炎、哗众取宠之嫌。
小说成功的起码标志是赋予人物以生命
　　我以草根的名义来谈小说,并非出于谦虚。“草根”译自英文“grass　roots”,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中的释义是:“群众的,基层的；乡村地区的；基础的,根本的。”在我的意识中,“草根”的含义首先就是那阳光下的野草,它或在田畴,或在涧边,虽然未免寂寞,却摇曳在清风之中,沉思在明月之下,与烦嚣尘霾无缘,倒是有几分宁静悠远的自信与自得。它可以不避春夏秋冬,任情生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草根的骄傲,也是草根的资格。再者,小说是发源于民间的,它与“草根”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以草根来谈小说,可以消除大言炎炎、哗众取宠之嫌。　　　有大家说,小说就是讲故事。这是不错的。我想在这故事里一定会有思想,没有思想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比如看了孙悟空与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人们会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坚守信念,就能战胜艰难险阻妖魔鬼怪,认清善恶与美丑,去夺取胜利。这就是思想,是故事的思想,也是作者的思想。所以写小说是不能离开思想的,若真的存在没有思想的小说,那必将是一个艺术的怪胎。
　　小说是有生命的。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有生命,二是小说本身要有生命,两者相互依存。1957年钱谷融先生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受到了文学界的激烈批判,可是历史与文学实践却证明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文学是写人的,是为人而写的。作为文学的重要样式,小说一定要有人物(或者象征性的人物)。而且这人物要让他们活起来,赋予他们以生命,这是小说成功的起码标志。
　　如何让人物活起来呢?作家不是神仙,没有还魂的功能,但作家有七情六欲,他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调动起来或生发出来,附于小说人物身上,进入人物的灵魂。一个人物活了,便可以去唤醒其他人物,如此人物都活跃起来,进入了虚拟的社会,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命运,就可以由他们自己的性格去决定了。
　　那么先有故事再有人物,还是先有人物再有故事呢?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我的体会是,先有人物进入你的心中,当你与这个人熟悉起来的时候,甚至当你与这个人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你的冲动就来了,你的灵感就会涌向笔端。有人就有故事,故事是由你塑造的人物来演绎的。当然这与创作主体有很大的关系。作家掌握着小说人物的命运,但小说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发展,却时时牵动着作家的心,让作家不得安宁,甚至有时候不得不跟随着人物的脚步走下去,与他(她)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载入史册的作品都是能和民众产生共鸣的
　　小说也许有高雅与庸俗之别,但却很难分辨清楚。你说《金瓶梅》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我说不出。因为在雅与俗以及它们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标准。有的作家谈小说,动辄就强调“严肃文学”或“高雅文学”,以高雅文学相标榜,却又说不明白究竟怎样才算“高雅”。其实文学的原始状态,是通俗而朴素的,它起源于民间,起源于劳动,起源于抒发感情的需要。诗歌在前,小说在后,从“杭育杭育”的吟咏到《古诗十九首》那些描写平民生活与爱情的篇章,再到唐代的传奇小说,看起来它们都没有高雅到哪里去,但却载入了文学的史册,甚至成为经典。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作品反映的是人民与社会的真实生活,它能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共鸣,它的语言又适合民众的习惯,而不是故作高深,板起一副“高雅”的面孔。如此看来,雅俗并不是好与不好的绝对标准,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内涵与形式是否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并具有“人民性”而产生深远影响。明朝人罗贯中写了距离他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故事,千百年来家喻户晓；一部《聊斋志异》,引得闾里妇孺皆相传诵,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写给自己欣赏,也不是仅仅写给专家或自己的同行小圈子看的,而应当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自认为高雅而却无人去看,就用“曲高和寡”来搪塞,这是解释不通的。
　　“文学”一词,由来甚古,它是“孔门四科”之一,《论语》中说,孔子的弟子中,子游和子夏是专擅文学的。不过当时的所谓“文学”,与今天的文学的含义并不尽同。那时的文学,主要是指文章,像今天这种意义的小说,似乎尚未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人写出了《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这样的作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雏形。魏文帝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他说的这“文章”应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曹丕本人是一个文学家,他当了皇帝,把文学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理解。但唱反调的人也不少,认为小说一类东西,不过是“雕虫小技”。这样的意识观念,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坚守文字　探求光明
　　真正的小说家,同时也应当是思想家。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梁启超是思想家、历史学家,也是写过小说的文学家；法国大作家伏尔泰,同时也是一位大思想家……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著作还是小说作品,都对人类思想的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并非虚妄。不过像曹丕那样,文学家做皇帝的毕竟太少,而更多的则是像曹雪芹、蒲松龄那样潦倒人生者。他们没有找到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平台,也不存在公开宣示并实践自己思想的资质条件,便只好以小说来寄托情思。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若非自我谦抑之词,便是旧时代身在高层的卫道者对文学小说的贬诋!
　　小说之为物,它能优化人的灵魂,让人们悟觉什么是善恶与美丑,什么是野蛮与文明,从而让人类在文化的长流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陶冶自己,走向进步。如此看来,小说之于社会,其意也深焉,其功也大焉。
　　作为小说家,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不仅要面对文学的天空勇于展翼腾飞,更应当勇于面对社会正义与人生良知进行对灵魂的拷问。坚持用文字来探求光明,在自信中前行,为实施中华文化战略,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穆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