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大舅郭味蕖是1958年秋他来潍探亲,第二次见他是1962年底,他同潍籍画家于希宁、赫保真应昌潍专署领导邀请返乡举办画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正是这一年,郭味蕖等中央美院的名师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1969年12月初北京开始疏散人口,大舅与舅母被迫回潍,平日仍要参加街道的批判会,这个时候,大舅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以软对硬、听其自然”。

应邀返乡举办画展,参观群众络绎不绝
　　 郭味蕖1908年2月出生于潍县郭家,192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习西画,后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研习中国画。我的母亲郭莹冰是郭味蕖的妹妹,我的父亲赵世典是大舅的得意门生,父亲的画画得好,字写得好,很得大舅的赏识,父母的婚事就是大舅牵的线。
　　我刚记事时,就经常听母亲及亲友说起大舅的名字。从那时起即知道他是一位名画家,并经常看到他给亲友画的画,我盼着有一天能见到他。
　　听母亲说,我的名字是父亲抱着我去请大舅起的,因为我老姥爷的堂号是“笃祜堂”,给我起“赵笃珍”名字的寓意有笃祜堂珍宝之意。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舅是1958年深秋,他从北京来潍探亲,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大舅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并鼓励我好好学习。我从小就住姥娘家,也就是郭家,跟母亲长大。大舅对我说:“姓郭吧?”我当时小也不懂什么,只是笑了笑。
　　郭家是潍县四大家族之一,本家望族曾占了一条长街:郭宅街。1960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我姥娘家(现潍城区东风西街南侧郭味蕖故居)的17间屋只留下了两间北屋、两间东屋给母亲和我居住,其余的房子全部充公。
　　第二次见到大舅是1962年底,他同潍籍画家于希宁、赫保真应昌潍专署领导邀请返乡举办画展,称为传经送宝。他们来潍后下榻于昌潍专署第一招待所(现向阳路路西老商校小黄楼)。母亲与我经常买了油条、烧饼等早点送去给他们吃。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著名画家于希宁、赫保真、徐培基。
　　画展于1963年1月1日在潍坊市文化馆(原城区南门外黄楼)举行。展出的大舅的代表作有《惊雷》《晚风》《东风朱霞》等,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同时大舅与于希宁、赫保真应昌潍专署负责同志之邀,为地委大礼堂门厅两侧作巨幅国画,内容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此两幅巨作艺术水平在潍坊是前所未有的,对潍坊国画界起了一个空前的推动作用。

“文革”期间被关“牛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之风席卷全国,潍坊也不例外。故居也是抄家的范围,居委会主任领着一些壮汉、家庭妇女来到郭家。两间东屋打开后,祖传的和几十年收藏的字画、铜器、瓷器、古书、画册等物品都抄走了,特别是数个柳条箱中几乎是大舅前半生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作品,都被查抄、撕毁、焚毁,有的被个人拿走了。后来才知道幸存的文物由居委会移交文物部门。这段时间大舅同我们很少联系,我母亲经常写信把潍坊家里的情况谈一谈。
　　也正是这一年,郭味蕖等中央美院的名师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一次次被勒令上交“黑画”,办“黑画展览”,连续数次被抄家,存折被勒令上交,工资被扣发,不许回家。他们被关进“牛棚”后经常被拉出去接受批斗,坐“土飞机”,遭谩骂、诬蔑和拷打,特别是当受到从美院毕业以及在校的学生批斗时,心灵受到的打击更为致命。
　　郭味蕖住在美院“牛棚”,与叶浅予、李苦禅、李可染等人为一组进行劳动改造。郭味蕖遭揪斗抽打,扫厕所、推煤渣,因脚病感染,一度出现血压高等病症,他戴着黑牌子到附近的“反帝”(即协和)医院就医,三番五次被造反派半路截回,终患脉管炎。舅母陈绮被剃阴阳头,同样遭到揪斗。

夫妻两人均被遣返,凌晨到潍心态平和

　　1969年12月初我们突然接到大舅的来信,说是北京开始疏散人口,想同舅母回原籍潍坊居住并询问了家中的一些情况。母亲去信表示很高兴,欢迎他们回故乡居住。还为大舅腾出了一间房,凑集了一些旧家具与生活用品等。过了一段时间,从北京来了两位穿黄大衣的人,可能是美院派来的,到家中看了看情况,又到市里打了一下招呼。1969年12月29日,大舅来电报说将于12月30日凌晨到潍坊,让母亲和我去接一下站。
　　1969年12月30日凌晨,母亲与我早早地赶到潍坊火车站,火车正点到,大舅首先下车,老人穿蓝色制服半大衣,戴黑色呢子帽,衣着简朴。
　　回到家乡,两位老人显得很高兴。母亲陪舅母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回家；我陪大舅步行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大舅询问了我的工作及潍坊的近况,随后又谈到了这次疏散回家乡的原因。原来,按林彪“一号通令”,中央美术学院人员要下部队,大舅属老弱病残,要疏散外地(实际是遣返),由美院联系回潍坊。
　　在路上,我不时地看一下大舅,他显得很坦然平和。回潍当夜,他一口气挥毫四五张纸,以借书画抒发情绪。大舅来潍时发快件带来了铁树、水柳、洋桃等花木,还有两件大衣、三双皮鞋、一顶帽子、三件布包袱皮、一把铁壶以及少量碗筷等东西,事后我去车站取回。
回乡仍参加　街道批判会
　　回潍后的大舅与舅母仍然参加街道的批判会,有时还要去体育场(现风筝广场)参加万人大会。大舅让我给他做了一个只有5厘米高的小木凳,拿到体育场开会时来坐的,比席地而坐稍稍好点。当时是“文革”中期,街坊邻居大多对两位老人持友善态度。但也有少数人持极左态度对待大舅与舅母。
　　有一次,大舅的表弟和表弟媳来看望他们(这位表弟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有个邻居开门看清来人后,第二天即报告了居委会,说“郭味蕖请反革命吃饭”,事实是来者没有吃饭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当时潍坊市家家户户有有线广播。早上5时55分开始播音,因为两位老人起床较晚,母亲与我怕影响他们休息,上班前便把喇叭关掉了,邻居以为是郭味蕖搞的,也报告了居委会,说郭味蕖不关心政治。根据上述两事居委会来人让大舅写了检查。这是事后大舅告诉我的。
　　从这以后我们说话做事更加小心了。大舅感到在这个环境中也受束缚,很是无奈,这个时候,大舅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以软对硬、听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