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限购、限贷等政策在各地轮番出台,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道路拥堵不堪、住房供不应求、公共交通难堪重负……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烦恼。怎么办?于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流……“限字诀”在各地轮番出台。然而,问题得到解决了吗?“限象”,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限了之后,问题依旧没解决
　　一项由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运行报告显示,2013年北京全路网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1小时55分钟,比上年每天多堵25分钟。这意味着,实施交通限行政策已3年的北京,拥堵形势不仅没有明显改善,反而进一步严峻。
　　“城市交通体系频繁发生严重拥堵,给社会带来巨大时间与效率损失以及更加严重的尾气排放、空气污染和公众‘不幸福感’。”谈及交通拥堵,生活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深有感触。
　　以“拥堵”为代表的交通体系运转问题,在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已具普遍性。2011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包括汽车限购、尾号限行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随后,广州、天津、成都等城市接连出台类似政策,以期缓解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但是形势并未因此改善。“以摇号限购等方式控制机动车总规模上升,充其量不过是推迟交通系统‘堵死’状态到来的时点；中心区大幅提高停车费标准,也只能起有限的缓解作用。”贾康说。
　　除了限行,还有限购。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作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要一环,限购、限贷、提高房贷首付比例等具体措施已先后在40多个城市出台并实施,以期缓解住房供需矛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然而,客观现实却是,去年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除温州外69个同比上涨,最高涨幅达21.9%。这其中,为数不少的城市,房价相比3年前各地集中出台限购政策之时,已几近翻番。

限字当头,多少刚需被误伤
　　一些受访市民认为,限购、限贷、限号、限行的频繁使用,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误伤部分刚需消费者,同时可能会积累更多问题。
　　30岁的冷先生一直想在北京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在他看来,限购、限贷一方面无法从根本上抑制炒房,另一方面也会伤及改善型住房需求。
　　“就拿银行限制贷款来说,这根本限制不了资金雄厚的炒房团,限制的只是那些因为孩子上学、子女结婚等想贷款换房的人群。可如果解除限令的话,房价一定会报复性地反弹。”冷先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从近期少数热点城市又有“地王”出现,并呈现住宅成交量上升和房价回涨的势头来看,现有调控政策主要是基于以户籍限购和房产交易税为主的短期政策已呈现明显缺陷,一旦“被微调”,就可能会出现房价反弹甚至暴涨的局面。
　　“限购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限购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抑制房价大幅上涨的作用,但也影响到了一部分改善型需求,并可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萎缩,从而影响上下游产业。
　　“有时,限是需要的,但不宜乱用。”贾康委员认为,尽管有关方面在政策推行方面做过诸多社会解释性工作,但仍面临诸如社会公平性方面的争议,尤其是在政策并未取得符合社会预期效果时,争议之声还可能高涨,政府念“限字诀”当慎之又慎。
念限字诀,法无授权不可为

“限令依赖症”　根在懒政思维
　　买房限购限贷,开车限行限号,坐地铁限流限入……如今,老百姓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诸多的“限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种种“限象”已经由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传染到一些二线城市,由住、行传递到更多领域,由大念“限字诀”上升到玩起“费字诀”,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限”上了瘾,得了“限令依赖症”。
　　一味依赖“限”,其实是一种懒政思维。“懒政思维是指原本该由自己做的分内工作,却寄希望由别人来分担,这实际是一种隐性的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限令轮番出台,效果依然不彰,究其原因,不是因为限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城市管理者过于依赖“限”,没有从更多的方面找办法。不是认认真真找根源,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从公共服务上转变思路找差距,而是简单地限制市民的种种需求,这实际上是懒政、庸政的表现。
　　古时候“剪箭疗伤”的逻辑,其实就是典型的懒政思维。今天许多大城市因车多、人多、雾霾多,患上了大城市病,如果仅靠各种限制来解决问题,与那位只管箭杆不管箭头的外科郎中又有何异?到时大城市病没治好,还落下了病根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给懒政思维敲响了警钟,那种只图自己部门省事,不顾群众是否方便的管理思路,该歇歇了。
限招后如何出招
　　“限招”之后如何出招?一些代表委员就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大城市病”开出了药方。
　　大家普遍认为,以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公共环境恶化为“病症”的“大城市病”,仅靠一些限制手段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应从出台配套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破题。
　　有代表认为,在对私家车限号的同时,交通管理部门应加大配套建设,把精力放到优化道路设计和发展公共交通上来。
　　“与其频繁出台各种限行措施,不如老老实实地反思现行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的缺陷,扎扎实实地将精力和财力花在公共交通的发展上,花在交通规划和道路建设的补课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大学法学教授杨震说。
　　“在限购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佳的背景下,必须要有缓解楼市供需矛盾的配套举措。”在谈到限购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政府应加快保障房、廉租房建设,以减轻楼市压力。
　　也有代表委员认为,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城市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下一步应在提高城市规划方面下功夫。
　　“权宜之计过后,更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认为,出台限行、限购的城市,都是人员密集度高、城市功能过于集中的地区。应借鉴欧美经验,大量建设卫星城,将主城区的功能分散,从而减少主城区交通和住房压力。
谁给限令下限令
　　一系列“限令”施行以来,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持批评态度。靠“限”这一行政手段来进行城市管理是否妥当,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聚焦的一大话题。
　　“‘限’有一定的必要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政府应尽量不去干预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但在市场遇到阶段性问题时,政府有必要采取行政性措施来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属于特定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短期管制。
　　“即使有些限令的效果是好的,但限令毕竟是一种行政干预。应当说,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必要的行政干预,但是,行政干预不能代替市场规律。”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代表委员们认为,面临特殊阶段的发展难题,政府在发挥管理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赖症”,杜绝“限象”长期化、制度化的倾向。在政府主导之下,更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更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政府的行为应在法律法规赋予权限的框架下进行,未来应杜绝权力滥用的倾向,要让权力的运用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迟福林说。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代表委员们指出,权力清单制度的逐步建立,意在让权力运行的边界公之于众,这对于城市管理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