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篇篇作品的完成,王愿坚觉得,这些文章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毕竟是粗浅的,对那些听来的故事和切身的感受,如何加工、雕琢,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法,这使他感到压抑。他苦苦地思索着、探讨着,寻找着突破口。

面对如何加工素材,陷入苦苦思索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王愿坚在创作道路上也有过苦恼的徘徊阶段。在写《党费》之前,尽管他写了一些作品,但那些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毕竟是粗浅的,对那些听来的故事和切身的感受,如何加工、雕琢,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法,这使他感到压抑。在创作道路上的雄关险隘面前徘徊,他苦苦地思索着,探讨着,寻找着突破口。
　　1952年,王愿坚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当时有一个机会使他在闽南革命根据地听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叫卢春兰的妇女,她和几个人凑了一些咸菜往山里给游击队送,结果在路上遇到了敌人,被敌人带回村里,又把全村的群众赶到一起,架上机枪威胁说:“如果不讲出是谁组织的就开枪把全村人都杀死。”就在敌人要疯狂进行屠杀的时候,卢春兰从容地站出来承认她就是组织者,于是敌人就把她推到一座土楼顶上,架上柴火,活活把她烧死了,烧前她还唱起了歌。这个故事加上他在莒南上莲子坡的经历就是小说《党费》最初的故事和人物原型。
　　读过《党费》的同志对照以上材料就可以从中看出,王愿坚在动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被原材料所限制,生活的原材料与小说之间距离是很大的。

素材融入自身生活,终找到突破口
　　王愿坚没有经历过红军时期的斗争生活,抗日战争也仅仅是赶上了个“尾巴”,而他为什么能够把红军时期的斗争生活写得那样真切感人呢?王愿坚说:“我的突破口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和我同在文艺社工作的陆柱国等同志,在艺术上给予我很大帮助,使我在业务上有了些提高,我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路子。虽然红军时期的斗争生活我没有经历过,但那时的斗争和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斗争形式、生活情景、人的精神状态等主要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去寻找那些相似的生活感受,来作为通向当时生活的桥梁,去理解听来的故事。所以说,我还是写的我自己的生活感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写某一个人你就必须把自己化成那个人,要不,你就没法写。”这应当是他宝贵的创作经验。
　　在上莲子坡大娘家养病40多天,人民对军队的血肉深情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曾深深地感动过他,有了卢春兰的故事,他就再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上去,融合起来之后去改造这个故事,这样,故事就变得有了生命。
　　小说通过用咸菜交党费这样一个细节,细致地刻画了黄新对党深刻的爱。作者不是一般地写一个群众支援游击队的故事,不是平庸地描摹生活,不满足于一般的主题思想,而是深挖了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从一个短短的细节中,开掘了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写了革命落于低潮、处于困危中时一个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一个党员与党的关系。
　　从写这个故事,王愿坚找到了自己创作道路上的突破口,即:在创作方法上,把收集来的原材料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以融合,并从血泪交融的故事中发掘动人思想,提炼意义深刻的主题。在创作思想方面,他也开始了新的飞跃。在这之前,王愿坚的创作思想仅仅停留在“把自己听到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这样一个高度上。通过写《党费》以及《党费》发表以后所受到的鼓励,使他对创作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这时他才开始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先烈、前辈,不仅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铺平了革命的道路,而且也留下了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记录他们是怎样用鲜血和生命铺平了革命道路,怎样在斗争中创造了精神财富,这是作家的历史责任。认识的提高,使他更坚定了做一个革命传统的收集者和宣传者的决心。
　　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突破口,王愿坚就坚定地顺着这条道路走了下来。1956年起,王愿坚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许多多的革命老战士,听他们讲故事,替他们写回忆录,前后共访问过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达百余人之多,听他们讲了大量的故事,做他们的记录员。
　　这样,除了在回忆录中写出来的,还有大量的背景、故事、生活细节,他近乎贪婪地倾听着、感受着、记录着。

与女同事　喜结良缘
　　王愿坚的爱人翁亚尼是浙江人,1949年中学毕业后在宁波参军,参军后被分配到宁波《麓水报》当编辑,当时王愿坚任编辑室副主任。翁亚尼作为一个当时在部队为数极少的女中学生在机关很引人注目,随着年龄长大,很多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了,最后有位同志就托王愿坚来介绍。那天,在办公室里,王愿坚对翁亚尼说:“吃完饭咱们俩出去走一趟。”翁亚尼以为是谈工作,饭后就一起到驻地外散步,王愿坚这位受人之托的大媒人苦口婆心地讲了一遍那个委托人的优点及热情,翁亚尼仍然笑着拒绝了。从此,王愿坚与翁亚尼接触多起来,他们一起谈工作,谈各自的家庭,想不到爱情的红线竟把这位当过媒人的编辑室副主任与翁亚尼连接起来,翁亚尼在回忆当年时说:“当时我与他结合也并非偶然,我对他印象极好,他人品好,正派,有才华,当时在周围的青年干部中是比较优秀的,又有共同的志向,所以就走到一起来了。”
　　1952年7月,王愿坚与翁亚尼一起调北京,到北京后二人同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7月到北京,12月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就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