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王愿坚受到批判,被内定为“反革命分子”。即使在牛棚里,王愿坚也没停止过读书,每天晚上他在锅炉旁读,把马列的三十本书全读完了,就开始读《辞海》,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书可读,他的斗志一直不衰,初期在牛棚里靠回忆、思考构思着自己的作品。

“文革”中遭批斗接受劳动改造
　　“文革”中,王愿坚受到批判,被内定为“反革命分子”,领章帽徽都摘了,他的作品被冠以“血与火的坟墓”,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恐怖”等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解放军报》发表了整版的文章批判他。说他家都是叛徒、土匪和右派,没有一个好人,文章的落款也不写作者的名字,只写“批判组”,这是当时惯用的把戏。
　　“开始批斗我,我还不在乎,觉得自己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后来有人批判说‘你为什么写《七根火柴》不写六根五根?你是攻击党的‘八大’七个领导人,像火柴一样,一根一根的熄灭了……’一听这话,我的脊梁杆子一阵发麻,浑身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这可不得了啊!是反党的滔天大罪呀!直到‘文革’后期给我平反时说‘你的问题弄清了,没有事了’。我还心有余悸地试探着问‘那……我那七根火柴的事……’‘没有事儿,你那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八大还没开呢!’专案人员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不知怎么当时给忘了,把我批糊涂了,连自己的作品发表的时间都忘了。”
　　谈起“文革”时极左造成的荒唐事儿,有一件是某部队有一个指导员是学毛著标兵,他在会上谈自己如何学了毛著克服困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说通过学习后“愿做革命的泔水缸,酸甜苦辣都能装”。王愿坚感慨地直摇头说:“这话说得深刻呀!可能那个人讲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意,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还不是叫你装什么你就得装什么,不装行吗?‘文革’中,在干校蹲牛棚的时候,我的工作是烧锅炉、打扫厕所和走廊,白天要挨批斗,一天三时要向毛主席请罪,一起请罪的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大都写了比较长的稿子,请罪时照着念。我呢,自己写了一篇二百多字的稿,尽量‘深刻’,因稿子不长,我就背过了。每天饭前请罪时我们站在一起,朝着毛主席像,我弓着腰,低着头,认真地念着:我精心炮制了什么什么大毒草,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院里的小孩们一见我们请罪就像看耍猴的一样咋呼着:黑帮请罪了,快来看呀!结果一大群孩子围着我们,看我们低头认罪。有的小孩还往我的脖子里塞鸡毛、垃圾……唉!人格的侮辱,政治上的诬蔑,你啥也得承受。”就在那些年,王愿坚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关节出现变形,那是在劳动改造期间恶劣的环境里造成的。后来王愿坚还转到安徽省军区去改造。
　　即使在牛棚里,王愿坚也没停止过读书,每天晚上他在锅炉旁读,把马列的三十本书全读完了,就开始读《辞海》,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书可读,他的斗志一直不衰,初期在牛棚里靠回忆、思考构思着自己的作品。

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1974年,王愿坚与陆柱国同志一起,根据李心田同志的小说编写了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别人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后说:好了,王愿坚出来了!此后,他还参与创作了电影《四渡赤水》,带病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草地》。
　　就这样,王愿坚一方面不断积累充实着自己,一方面用笔来表现。在表现中充实,在充实中表现,他始终保持着与写作对象的联系,因而也就从没感到材料的枯竭。
　　革命战争哺育了作家,作家又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战争,宣传革命传统,王愿坚就是按照这样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一个作家的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年积累、探索的结果,王愿坚就是这样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子,创造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辛勤的劳动,换取了丰硕的成果。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幼苗已成长为多产的果树,他不断把自己结出的甜美的果实奉献给哺育他的人民和革命的事业。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文坛上迎来了严冬过后的春天,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王愿坚又和多年未见的堂哥、他写作的启蒙人王希坚相会了,在这次大会上,王愿坚被当选为中国作协的理事。
　　随后,解放军艺术学院恢复文学美术系招生,王愿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美术系主任,从事培养部队作家、画家的教育和领导工作,为建立具有时代特色和军队特色的军事文学教育体系而呕心沥血地辛勤工作着。他诲人不倦,直到他患病最后一年里,还带病坚持讲课和辅导,阅读学生的作品至深夜,为年轻作家的成长铺路搭桥,并撰写了很多理论文章,赢得了一大批军内外青年作家的尊敬和热爱。

◎　相　关　链　接
山西捎来　半袋小米
　　1980年秋天的一天,王愿坚家来了一位客人,那人给王愿坚捎来了大半袋子小米,说是从山西带来的,这可把王愿坚高兴得不得了。一般捎粮食作礼品多是农村的习惯,是谁捎来的呢?半袋小米竟使他那样高兴,原来这小米包含着深厚的情感。
　　1965年8月,王愿坚曾随总政社教工作队到山西沁县松村大队搞社教,他在大队任指导员。在松村,他们在老百姓家吃派饭,当地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王愿坚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建立起了感情。他发现村里的山上山下都长满了酸枣,心想如果把它们嫁接成大枣树会增加一笔不小的财源。于是他就动员说服了群众,又自己掏钱到邻村去买回了嫁接枣树的芽,把满山的酸枣都作了嫁接,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工作队返回北京。几年之后,松村的老乡来看望他,向他报喜说满山的枣树都开始结枣子了,还给他带来了那些树结的枣。他舍不得吃,把这些大枣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经常拿出来看看。这次的小米就是那个村的群众托人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