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道村,顾城度过了四年的少年时光,也完成了他对朦胧诗最初的启蒙。如今的火道村虽然已经不复昔日的模样,但是在这里还依稀能寻找到当年顾城一家在此生活的痕迹。在王维彬的带领下,记者探访了顾城一家当年居住的老屋、玩耍的河边,以及当年顾工在部队农场养猪的猪圈。
王家过去的旧居如今变成庄稼地
　　王维彬告诉记者,如今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几经搬迁后的新家,而当年顾城一家曾暂居的老家早已不复存在。2月20日上午12时许,王维彬带着记者沿着他们家门前的小路往村东步行约10分钟后,来到一片庄稼地前。“这就是我们老房子的地址,如今已经变成了庄稼地,当年顾城一家就住在这里。”王维彬说。
　　如果不是有人介绍,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排排的砖瓦房。原本房子坐落的地方如今铺满了厚厚的玉米秸秆,双脚踩在上面,传出“刷刷”的回声。王维彬回忆道,当年这所故居是一所四合院的房型,是祖宗留下来的财产,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三间东屋,顾城和他姐姐顾乡居住一间,顾城父母住一间,另一间作为小型的客厅来用。”王维彬回忆道,由于两家人共用一个天井(院子),所以经常会见面。这一套老房子在顾城一家走后不久便拆迁了,变成了如今的一片庄稼地。这附近已经没有人居住,只有在农间劳作的时候才会有人前来。“如果不是老房子被拆了的话,肯定还有更多顾城一家人留下的东西,可惜了。”王维彬惋惜地说。

顾工工作过的军队农场遗址仍在
　　顺着庄稼地一路向东,就是当年顾城父亲顾工被下放的军队农场,在这里,顾工负责喂养该农场内的百余头猪。年少的顾城也多次跟随父亲前往农场,与父亲一起喂猪、干各种杂活。在记者查找的资料里面,还有一张顾工与顾城在猪圈前的合影。
　　从顾城住的地方到军队农场有一里多地,只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小路可以通行。记者沿着这条小路一路东行,只见道路两旁长满了高高低低的芦苇,微风吹过,芦苇轻柔地舞动着曼妙的身姿。王维彬说,当年这条小路两旁种满了水稻,景色分外好,顾工经常背着照相机顺着小路边走边拍照。“虽然当时不知道顾工在拍什么,但是他拿着照相机,感觉非常羡慕。”王维彬说。
　　行走了约15分钟,记者到达了军队农场的旧址,原先房屋的地基还残留在地上,露出斑驳的灰褐色石块,沉默地告诉世人这里也曾喧闹过。除了一些断壁残垣外,如今映入眼帘的只是满地的黄土。在王维彬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猪圈的旧址,裸露的黄土地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顾工工作的地方。
　　紧挨着军队农场,是一条蜿蜒的小河,狭长的河流泛着微微的蓝光,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温柔。“顾城当年很爱到这条河边玩,每次跟他父亲来农场的时候,都要一个人在这条河边呆很久。”王维彬说。
酒盅和花碗依稀可见顾家的影子
　　顾城一家在火道村刘王氏家中居住了四年,1973年,顾城一家搬回北京。
　　当年顾城一家与刘王氏一家关系非常融洽,临走之前还送给他们一套雕花瓷器作为礼物。由于后期刘王氏一家数次搬迁,原本完整的一套雕花瓷器如今只剩下一个雕花酒盅,而这个雕花酒盅也是顾城一家留在火道村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记者看到,这个雕花酒盅是白色的瓷器,优雅的杯身上面怒放着红色的花朵,显得分外素雅大方。“当时咱们农村人喝酒哪里能用这么高级的酒盅啊,都是用粗瓷碗。”王维彬回忆道,当时顾城家人送来的瓷器是一整套,包括茶壶、酒盅、茶杯等物品。收到这份礼物后,他们一家十分稀罕,平日里根本不舍得拿出来用,只有逢年过节招待客人的时候才舍得用一回。
　　“后来我们搬了好几次家,在搬家的过程中,这套瓷器不小心弄丢了,如今只剩下这个酒盅了。”王维彬遗憾地告诉记者。如今,这个酒盅一直放在王维彬的母亲刘王氏现在的家中。
　　王维彬说,除了这个酒盅,顾城一家搬走时还留下了一个小花碗,由于多次搬家小花碗也找不到了。
知识分子聚集地
　　在火道村的村口,一块青石碑上依稀能辨认出“昌邑县东冢乡火道”几个大字。下营镇火道村村委会主任李鹏告诉记者,这块石碑是上世纪90年代立的,当时的火道村属于由“东冢公社”演变来的“东冢乡”,如今经过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火道村已经隶属于“下营镇”。
　　李鹏说,火道村目前现有居民310多户,合计人口有900多人,在附近村里面算是个大村了。“我们村从早些年开始就算是条件不错的,记得那时候我们村民是最先看上电视的,也是最早扯上电的。”李鹏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里有几十个知识分子来下乡,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青岛那边的。”李鹏说,当年在此下乡的知识分子,时至今日仍然不时回到火道村相聚。“回来后,他们就会去以前的朋友家串门,然后大家在一起回忆当年的事情。”李鹏介绍,这些知识分子在2012年的时候曾回过火道村,当时足足聚集了30多个当年的知识分子。
　　作为来自北京的知识分子,顾城一家在整个村里显得尤为特殊。“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青岛过来的,而顾城一家从北京过来,所以很多村民都带着一种仰视的目光看待这家人。”李鹏说。
本报记者
李楠　实习生　张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