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07版:我的曾祖父刘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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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天津,日人暗杀
2014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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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天津,日人暗杀
  吴昌硕为刘大同刻印“风道人”。



  1938年11月26日,刘大同在天津英租界被狙,致伤头部数处,据家人讲是被人用枪托击打的,当时鲜血直流,伤势严重,但幸未致死。出院后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家人曾推测是蒋介石派杀手干的,但据刘大同后来亲手所书的条幅中记述,是日本人所为。原因是:“日军促我出山,余坚辞。”
年近古稀,痛失爱子
  1926年至1929年期间,刘大同住在上海。一次搜查,刘大同的儿子刘次彭(我的祖父)在上海家中被捕。当时本是来抓刘大同的,捕快问:“谁是刘大同?”刘次彭见来势不妙,马上说:“我就是。”捕快指着刘大同又问:“他是谁?”答曰:“那是我家请的教书先生。”刘次彭遂替父坐牢,被关进上海龙华监狱。幸亏刘大同的好友李烈钧、景梅九营救方得出狱。刘次彭的身体从那以后每况愈下,后在天津去世。他自幼随父渡辽,多年以来,奔走呼号,参加过安图起义、讨袁战役、赴京炸袁、辽阳与琅琊战役。刘次彭在津病逝后,刘大同悲痛万分,咏道:“废垣荒凉,载酒斜阳。时值板荡,我心忧伤。孤雁南来,山角水隈。为防弋人,抑郁徘徊。书不求工,句不求好。写梅数枝,聊解烦恼。”
  刘大同“百花洲吟”手稿本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首,是用极小的毛笔字写的:“次彭著笔亦殷勤,惯好摩临千字文,遗墨无多人已死,百花洲外有孤坟。”思念儿子刘次彭的悲痛心情可想而知了。
  鉴于连年内战,生民涂炭,刘大同认为应该双方停战,坐下来共议国事,多为民众设想。但他的见解“既不容于旧军阀,又见忌于新党人。”那时他的抑郁之情,每每多见于1926年前后的诗文之中。
  1931年,北马南船漂泊多年的刘大同已是年近古稀了。他定居天津,住在英租界上海道义庆里自号为“万树梅花园”的家中。秋天,老友章太炎来津家中晤谈,刘大同见太炎消瘦了许多。二人谈及辛亥前老党人年龄最高者惟大同与太炎尚存人间,刘大同笑着说:“吾辈之不死者,以其存心坦白与世无争故耳。”太炎甚以为然。刘大同长太炎一岁,因以为诗云:“问君何事瘦如斯,受尽风霜人不知。今日摧残花更少,仅留南北两三枝。”
回家途中,遭遇暗杀
  1938年11月26日,刘大同在天津英租界回家途中被狙,致伤头部数处。据家人讲是被人用枪托击打的,当时鲜血直流,伤势非常严重,但幸未致死。出院后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家人曾推测是蒋介石派杀手干的,但据刘大同后来亲手所书的条幅中记述,是日本人所为。条幅中注云:“芦桥事变,余蛰居津沽。日军促我出山,余坚辞,曰:‘吾民国人,决不能受贵国天皇支配。’旋被暗杀,未死。爰咏梅以明吾志。今七年矣,偶忆及因书此,以贻诗泉老同志。刘大同左手作于百花洲,时年八十。”目前此条幅已捐献至安丘市博物馆。
  刘大同住院时写下了《被难自述》一文:“予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其间抄家二次,引渡两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艰险备经,屡濒于殆,然未曾伤及发肤。今年十一月廿六日,予竟被狙,致伤头部数处,创甚剧而卒未死者,委之曰:命可也。唯予于将被狙时,逆知难脱,乃将神志稳定,毫无惧怯。盖用身心分离法,使身虽丧而心不死。被狙后,昏迷无知觉,只见一金色蛇,盘旋左右,余无所睹。既入病院,数日不食,亦不饥。至七日后,神思见爽,忍痛自咏曰:‘头颅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意欲续成一律,但稍一构思,则脑神经刺痛,故未能也。入院月余,侍伤者迄未一闻呻吟声,人皆惊异,而不知予之心怀坦适,苦恼俱忘,此即身心分离,不以肉体之苦痛,致累于心神者是也。昔孔子被围陈蔡不以为危,释氏身入地狱不以为苦,是皆心在救世,其身之存亡弗计耳。予亡命多年,生死早置度外,此次因被狙,而悟到身心分离法,始知心存救世,身虽没而灵魂自若,可志也。予尝与同志及诸弟子言:‘天变地变,而我之救世主义不变,此予之本性使然,差堪大白于天下也。’草草数语,敬告同仁。纪元廿七年十二月诸城刘大同谨白,时年七十有三。”
心系故乡,捐款灾区
  1934年,山东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灾,淹没十余县,为赈济灾民,《刘芝叟先生金石书画之展览》受山东旅津同乡会之委托赴沪展出。
  此次展览的推荐人是章太炎、李根源、杜月笙等十二人,由山东旅津同乡会代启前言云:“诸城刘芝叟先生,海岱高门,家学素著,其诗文书画自辟蹊径,独成一家。尤精于考据金石古物,至左手所作书画直迈南阜,久为中外所共仰。壮年勤劳国事,为民党中领袖人物。近以年届古稀,退居沽上,不谈时政,专以著录金石,研究书画以自娱,见者无不推崇,目为高人。平日踵门购者甚多,而先生婉辞谢之,虽片纸只字不肯出售。兹以国难方殷,故乡灾重,乡人敦请,特将创制之金石拓扇若干,所书之篆隶草楷对联若干,大小墨梅并与友人合作之花卉若干,运至沪上展览出售,借助慈祥,盛事也,亦义举也。乐善好古诸君子盍兴乎来。”展览地点在潮州旅沪同乡会馆。展览一周,盛况空前,《申报》《新闻报》《江南正报》《大晚报》等均作了报道。
  在天津时,刘大同常在惠中饭店和永安饭店举办“金石书画展”,所得收入全部捐入天津山东医院,用以购买医疗设备。
  1921年,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卿,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曾为刘大同刻一名章“风道人”(刘大同的号)。那时,正值军阀混战,刘大同北马南船,连年漂泊,但始终带着这方大印,视为珍宝。每当开金石书画展时,总要盖上此印。
  徐悲鸿(1895-1953)对刘大同十分尊敬,曾专门为刘大同画过肖像。1930年二人合作《梅石图》,大同画梅,悲鸿补石。刘大同还撰诗一首题于画上,曰:“顽石不无奇气,寒梅自有铁心。自古画师多少,可逢几个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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