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3师师长韩子乾和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被俘,丁叔言和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同时被俘。丁叔言被俘后投降日本,返回潍县。抗战胜利后,丁叔言离开了军界。1946年12月30日,即农历腊月初八,丁叔言服毒自杀。

战败被俘投降日寇,耻辱中度过两年
　　1938年底,国民党鲁苏战区成立,原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被任命为战区总司令,开辟了鲁中南抗日根据地。厉文礼投奔了于学忠,于学忠任命他为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父亲担任政训处副主任。
　　1943年春节过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茨纠集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六旅团等旅团,共计两万多人,对鲁苏战区主力部队五十一军及其主力113师所在地、安丘城顶山一带,展开“拉网式合围”大扫荡。
　　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凌晨,数万日军由已经投降日军的吴化文部引路,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扑向城顶山。厉文礼的挺进第二纵队负责坚守北部外围防线,死伤惨重,被迫南撤。敌人紧追不舍,包围圈渐趋缩小,兵锋直逼城顶山。战斗激烈,我军伤亡惨重,且被俘者较多。113师师长韩子乾和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被俘,父亲和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同时被俘。
　　厉文礼被俘后,答应其部队接受日寇的改编,投降了日本。但是日寇对厉文礼的投降,并不放心,于是利用厉文礼在战争中患了重感冒、需要治疗的机会,派日本军医给厉文礼打了一针,造成其严重的半身不遂,右肢全部瘫痪,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1943年3月10日,厉文礼在日寇横田的监督下,在安丘的夏坡宣布正式投降日寇,并发表宣言要与日寇共同反共。签字以后,厉文礼回到潍县,到七八月间接受日寇内田旅团授予的“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头衔,副司令是申集安。司令部设在夏坡,日常工作由参谋长孙荣第负责处理。厉文礼本人则常驻潍县,由父亲安排住在“丁四宅”中。在西门里大街张宅厅房院设立办事处,委派父亲担任办事处主任,中校军衔,负责筹款和对外联络工作。父亲在这个伪职上大约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父亲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1943年父亲投降日寇后,我又随母亲返回了潍县。在潍县火车站,父亲前来迎接我们。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没有了当年的神采,五十几岁已经满头白发,几乎变成了一个老翁。我们返潍后,离散了五六年的家人又聚集在一起了,当时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本来全家团聚应是高兴的事情,但是在这张照片中,父亲神情苍老,目光茫然,全无笑容。父亲白天到“办事处”办公,晚上一般都在家里,几乎每晚都在画国画,但这几年中他不再写生,不再创作,几乎都在临摹。至于他的心情如何,脑子里想些什么,他也不和我们说。他既不发脾气,也很少有笑容。
谢绝张天佐的邀请,不愿在军界任职
　　到了1945年初的一个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我的舅舅。当时日寇对于在上海的进步作家都一一进行调查与抓捕,舅舅在上海已无法生存,只好孤身一人装扮成南北贸易的行商,悄悄地来到潍县,来找我的父母请求保护。父亲根据最危险的地方可能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原则,把他安排到南门里大街靠近日本宪兵队不远处的一处住宅中,找了专人给他做饭。过了两个月左右,又秘密转移到青岛齐东路上的一间顶楼,深居简出,一直到日寇投降。
　　就在舅舅到来的那一个晚上,他和父亲谈到很晚。我还记得其中父亲谈到了自己的处境。父亲说:“我当时是为了保全性命而投降日本人的。根据厉文礼的为人,他不愿被人控制,我当时认为他会找机会再拉出队伍,和日本人作战的。”父亲又说:“厉文礼现在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把他弄成了半身不遂。厉文礼是反共的,在这点上厉文礼真的和日本人合作了。拉出队伍已经没有希望,所以我心中极为痛苦。”父亲对舅舅说的这段话,反映了父亲既当了汉奸,内心又极不情愿的矛盾心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为了与共产党夺取胜利果实,大量启用已投降日军的原国民党军队作为先遣军,并下令让日军向其先遣军投降。厉文礼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为安(丘)高(密)昌(乐)潍(县)先遣军司令。令其维持地方治安,并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日军武器。这时厉文礼把他的司令部设在潍县城,指挥部设在安丘西关。同时在潍县设立联络处,任命父亲为联络处主任,负责联络国民党政府的各部门和接待国民党政府经过潍县的官员和有关人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学忠已离开山东,蒋介石委任了王耀武为第二绥靖司令官,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1945年11月,王耀武以蒋介石的名义调任厉文礼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顾问,撤销了厉文礼先遣军司令的职务。任命张天佐为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第八区保安司令、第一师师长,负责接管和收编厉文礼所属的部队。张天佐为了稳住厉文礼的部队,任命了厉文礼部的原副司令申集安为第八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对厉文礼部下的其他官员也都做了安排。张天佐也找父亲谈过话,要求父亲继续工作,负责联络各界和筹集粮饷的事情。父亲以抗战已经胜利、自己不想再在军界任职为理由,婉言谢绝了张天佐的邀请,这也就得罪了张天佐。
被逼缴纳军饷留绝命诗自尽
　　张天佐上任后,苦于军饷没有来源。1946年秋,他以请去司令部议事为由,将父亲传去,秘密拘捕,勒令其缴纳法币两亿元补充军用,理由是父亲当过汉奸,家中土地八年未向国民党政府缴纳粮饷,如不缴纳则以汉奸治罪。实际上在战乱时期,土地根本收不了多少租子,两亿元数量很大,一时根本无法凑齐。父亲当时虽有田产两万市亩,但因国内战争爆发,已无人购买。变卖部分房产仍不足半数,乃以10%计月息的高息借到黄金二百两,凑足两亿元,送交张天佐。
　　是年冬,张天佐又一次将父亲拘捕,强令父亲为其全部官兵每人发一套军装和一双军鞋,否则就追究父亲的所谓“陷害国民党员”罪,这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当时因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黄金价格更是扶摇直上。借取的黄金,每月需付息黄金20余两。1946年12月30日,即农历腊月初八,父亲用白兰地酒加鸦片二两一起服食,自杀而死。
　　父亲死后留有四言绝命诗一首:“如此世界,何足留恋。五十九岁,不为少年。吾乃达观,并非短见。一生过程,化为云烟。”并留有遗言一纸,其中书有:“九年前的今天,是为了国家民族生存。九年后的今天,是为了个人精神摆脱。”
　　父亲自杀后,潍县、青岛、济南各报纸均刊登了“潍县名绅丁叔言厌世自杀”的新闻,胶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也报道了父亲自杀的消息。潍县的《统一日报》还刊登了他的绝命诗,并配发了评论。青岛《军民日报》还发表了徐行的五言绝句诗一首:“人发胜利财,君负胜利债；良田空千亩,徒贻子孙害。”
　　当时担任潍县县长的国民党第八军副参谋长杨绪钊,也发表了他的悼念诗。我的表叔,即父亲的表弟傅斯年,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参政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发来电报进行吊唁,并致电县长杨绪钊要求彻查父亲自杀的原因。
　　舅舅王统照赴潍,协助母亲处理父亲的后事。父亲去世后,家人在“丁四宅”开设了灵堂,灵堂中放满了亲朋好友送来的花圈和挽联。王耀武亲自到父亲的灵堂进行追悼,并致悼词。他说:“丁叔言先生是潍县的著名士绅,急公好义,为民办学,于国画、诗词方面也多有所建树,并曾支援和参加抗日,有过贡献。不幸发生此等事故,使人深为遗憾。愿先生在天之灵,安然长眠。”
　　父亲死后,家人、亲朋、潍县士绅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殡葬仪式,出殡的那一天,殡葬车马路过东门大街,大街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有数百人跟随殡葬车,送出了东门,还有百余人一直跟随送到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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