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在地下沉睡了近三千年的西周青铜器。自从这件宝物出土的那一刻起,一段近百年的传奇故事就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它就是西周宣王时代的青铜重器——毛公鼎。多年致力于金石考古与陈介祺研究、目前正在承担2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F052)“陈介祺研究”的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近日给我们讲述了稀世瑰宝毛公鼎重大的历史文献学术价值与问世后的坎坷命运。
抢鼎引来牢狱之灾,被吊一月被逼改名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相传清道光年间,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抢下密藏。
　　古董商岂肯善罢干休,他贿赂了县知事,将董治官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古董商买去则不算“私藏”)；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后派卒役取出,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毛公鼎被弄到县衙门后,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
　　还有史料记载: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名画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得缘巧见此鼎,便把毛公鼎铭文画成双钩图,寄给居于浙江嘉兴的篆刻家徐同柏(浙江海盐人),徐时年69岁,当徐同柏见到毛公鼎真拓片时,已年逾八旬,在作了《周毛公鼎考释》之后,才安归道山。
　　后来,毛公鼎被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的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收购,苏氏兄弟认为奇货可居,便将宝鼎秘藏于西安,然后回了北京。为什么苏氏兄弟认为毛公鼎是奇货可居呢?一是毛公鼎年代久远,至少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是毛公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第三则是毛公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的铭文。当时无论地下出土还是传世青铜器,均被当为三代吉金,带有铭文的则更加贵重,多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苏氏兄弟收购毛公鼎的消息传到北京,出高价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但苏氏兄弟一概予以回绝。
陈介祺收购天亡簋,为购毛公鼎埋伏笔
　　身为古董商人,苏氏兄弟为什么不赶紧出手大赚一笔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毛公鼎的第二任收藏主人陈介祺。
　　陈介祺出生官宦世家,祖籍潍县,少年随为帝王之师的父亲陈官俊游学燕蓟,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三十三岁殿试二甲第三名,以进士身份担任了翰林院编修。陈介祺以毕生精力收集金石文物,在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如《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吉金录》等五十多种。他是我国陶文发现、鉴定、考释第一人,有“陶文之父”之称。其所著《簠斋论陶》一书成为我国陶文研究的最重要文献。
　　陈介祺与当时著名收藏大家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吴云等人过从甚密,经常以书信形式共同考辨古物,研究古文字,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就在毛公鼎出土前后,陈介祺还收购了一件西周的鸿宝重器“天亡簋”(又称大丰簋)。
　　收购“天亡簋”成了陈介祺收购毛公鼎的伏笔。原来,将“天亡簋”卖出的正是苏氏兄弟。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十分投缘、关系甚密,因此,苏氏兄弟答应陈介祺,一旦他们手中有了上好的古董文物,一定要让陈介祺优先挑选,只要看中了,他们就绝不再让第二个买家过目。
苦等毛公鼎整九载,终于千两白银购得
　　陈介祺爱宝如命,当他得知毛公鼎出土后,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毛公鼎尽揽怀中。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几乎就在毛公鼎的身边,静静地苦等了很长一段时光。
　　苏氏兄弟收购毛公鼎后,有一天,二人兴冲冲地闯进陈介祺府中,迫不及待地告知他这个好消息,让陈介祺立刻前去观赏、收购宝鼎。谁知,陈介祺却一脸冰霜,淡淡地摇摇头,轻声说道:“现在既不想看鼎,也不能购鼎。”
　　此话让苏氏兄弟大吃一惊。据说陈介祺是个大孝子,一向严格遵守其父的训导。其父陈官俊担任过道光朝中的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他深谙人生沉浮的秘诀和青铜宝鼎的分量,他担心儿子收藏的古物过于罕见,引起同僚的猜忌,所以他坚决反对儿子以重金购买毛公鼎。由于父亲的严格限制,陈介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公鼎可能被别人所得。
　　要说苏氏兄弟,也真是诚信守义之人,得知陈介祺爱宝心切,又资金不足,他们答应先等等。
　　这一等就是九年。直到咸丰二年,即1852年,陈介祺的父亲去世后,他开始独掌家业,终于花一千两白银将毛公鼎买了下来。
　　陈介祺等鼎九年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也侧面反映了毛公鼎在其心里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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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一般三足两耳。后来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
　　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
　　西周铜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早期铜器上的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赏作器,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毛公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