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落到陈家以后,就始终有一个人惦记着,这个人就是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此人嗜收藏,一直想把此鼎据为己有。陈介祺病逝之后,后代陈孝笙主掌家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无意之中,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后来,陈孝笙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以两万两白银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孝笙不顾爷爷规诫,四处炫宝引发祸端
　　陈介祺于光绪十年(1884)病逝,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他一直牢记父亲的生前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祺生前从京城回归故里后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虽然他也知道,爷爷传下来的那只宝鼎价值连城,还有些神秘的故事,但宝鼎只能看,不能卖,又不许声张,怎么能赚到钱呢?一念之差,便引发了持续多年的陈、端两家的夺宝之争……
　　陈孝笙在主掌家业后,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想以经商振兴家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无意之中,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这个消息传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耳朵里,这位位高权重的总督也和陈孝笙的爷爷陈介祺一样,十分爱好金石古物,并且也是爱鼎成痴。在清朝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的流传故事中,是个经常露面的人物。
端方闻讯找人撮合,为购鼎许诸多好处
　　对于毛公鼎,端方也是非常喜爱,而且手中还有毛公鼎的铭文拓本。得知宝鼎果真藏在陈家,端方便决计一定要得到毛公鼎。凭他两江总督的官位,“海内三宝”怎么说也该有一宝归自己收藏。
　　他找来自己的密友陈子久,请他帮忙从中撮合收购毛公鼎。陈子久一口答应,一连几天请陈孝笙喝酒。席间,酒醉的陈孝笙终于承认毛公鼎就藏在自己家中。不想第二天,陈子久就登门拜访了。一进门,陈子久就说明来意,要出价白银两万两购买毛公鼎,更毫不避讳地直言,买家就是两江总督端方。一听端方这个名字,陈孝笙自知惹出了祸端。
　　据史料记载,陈孝笙的母亲年轻时就曾亲耳听自己的公公讲过宝鼎的事。她深知宝鼎只有大隐于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安全。等陈子久出门,陈母再次告诫儿子: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
　　但陈孝笙并没有幡然悔悟,反而和母亲较上了劲。他一心想找端方卖掉宝鼎,用赚来的钱做大生意。端方得知陈孝笙生性爱钱,只是碍于祖训和母亲的劝阻才没有答应,于是托人转告陈孝笙,如果答应卖鼎,除了白银外,陈孝笙还能得到官职等诸多好处。
陈家后人贪念难去,两万白银转售宝鼎
　　想到自己不用把赚来的钱做买卖,就可以一本万利拿到银子,陈孝笙顿时心花怒放。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陈孝笙不顾家人尤其是母亲的强烈反对,让端方出一纸文书作凭证,以两万两白银的价格,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得了毛公鼎的端方欣喜若狂。卖了毛公鼎的陈孝笙却迟迟不见端方许下的银元局局长的委任状。没多久,端方奉命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拍拍屁股走了,也许早就把欠陈孝笙委任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更或者他根本就没想给陈孝笙什么委任状。
　　拿着端方所留下的凭证,陈孝笙到总督府理论,结果被告知,那凭证上的印鉴不过是一枚废章,凭证变成了一张废纸!上当受骗的陈孝笙,站在总督府的门口,突然想起母亲的话: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他突然觉得胸口发闷、眼前发黑,昏倒在了总督府门前。悔恨交加的陈孝笙,从此一病不起。
　　陈家的姻亲、当时的一位金石学家吴重熏为此写了一首诗:“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
　　受骗失去宝鼎的陈孝笙没想到,得到宝鼎的端方也应了“尤物从来不福人”的诗句。骗得毛公鼎的端方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就在共和革命中被砍掉了脑袋。
　　端方一死,端家失去了顶梁柱。1918年,端方的女儿出嫁时,端府的太太想以毛公鼎作为长女嫁入婆家的陪嫁品。可长女婆家听说了其中的传闻,就是不敢接受宝鼎。毛公鼎只好继续留在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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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
　　端方(1861-1911),清末大臣,金石学家。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
　　端方1882年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又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
　　此后,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代理湖广总督,三十年(1904),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方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了更为重要的任务。端方和戴鸿慈率领33人,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回国之后,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宣统元年(1909)调直隶总督。宣统三年(1911)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在资州因兵变被杀,清室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敏。他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主要著作有《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