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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煌巨制,历代名家多赞誉
2014年0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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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煌巨制,历代名家多赞誉



  毛公鼎明确记载了西周王朝册命、《典》《诰》形式以及名物制度,故其意义被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部《尚书》。鼎内铭文书法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该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对于毛公鼎的书法价值以及历史价值,记者采访了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室研究员孙敬明和中国书法家协会陆明君以及陈介祺研究会会长陈新。
是金文研究领域的耀眼明珠
  中国典籍素称汗牛充栋,但历经传承多有讹误,毛公鼎掩藏于地下近三千年,文字清晰,自无乖舛,明确记载西周王朝册命、《典》《诰》形式以及名物制度,故其意义被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部《尚书》。所以被奉之为国之重宝、世上瑞器。
  “鼎从夏代就有,是国家兴旺、礼乐制度的象征。金石学的发展在清代达到了极致,当时的铭文一般不超过300字,而毛公鼎的铭文有497个字,可以抵得上一部《尚书》。”据孙敬明介绍,毛公鼎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
  他说,在金文的研究领域,毛公鼎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首先,毛公鼎是青铜器中的重器,它器形虽小,外形亦不甚华丽。它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是西周青铜器之最,是周宣王时代的完整册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其次,毛公鼎铭文具有典型性,它的文体特征与常见的铭文有所不同,不落入俗套,整篇铭文分五段论述,每段以“王若曰”或“王曰”开头,每段一个主题,内容丰富;再次,铭文记载的是当时社会历史第一手的宝贵材料,对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价值极高。
记述了西周晚期的社会关系
  毛公鼎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鼎铭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
  “毛公鼎铭文记载了一些文献没有记载的内容,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书法家陆明君说,毛公鼎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历史文化方面。
  周宗法朝纲文化的承传与播扬是以青铜器为载体的。青铜器物作为礼器、祭器铸造是神圣不可轻易冒犯之事,鼎之大小、轻重是王室贵族身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
  毛公鼎深层的文学价值在于铭文井然有序的法度,温文尔雅的审美倾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礼之用,和为贵”,谦谦君子,文质彬彬的中庸思想,“井井兮其理也”,谦恭和谐的中和之美,真率自由,道法自然种种传统文化哲学思想都可从中得到诠释。
  毛公鼎上镌刻的整篇册命,全面反映了西周晚期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况,是一部反映西周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学史。
书写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美感
  这篇煌煌巨制,不仅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对于宝鼎的书法价值,陈介祺研究会会长陈新说,在书法上,比起西周早中期,毛公鼎文字书写无一不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美感与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已臻高度成熟和规范。毛公鼎鼎身铭文的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此外,费声骞在《古代碑帖鉴赏》这样介绍毛文:笔致谨严,字形整齐有致。相异于一般金文的豪放逸纵,结字略带长形,显得劲挺,全文布局气象温和,历来被视为周代篆文的正宗,金文的瑰宝。
  毛公鼎被历代视为钟鼎文(金文)中的经典名作和书法艺术瑰宝。自其问世以来,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都作了著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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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铭文的壮美与优美
  西周铭文内容宏富,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而战争和祭祀并列为国家的两件最重要的事项。《左传·成公二年》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因此,周人在“制礼作乐”中,选择了“崇文尚实”的文化取向,周器纹饰更趋简洁素雅,而铭文却趋繁复恢宏。如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291字,共王时期史墙盘铭文284字,厉王时期散氏盘铭文375字,宣王时期毛公鼎铭文497字,远远超出殷人铭文数量。这些铭文以优美的线形、壮美的气势,集中反映了周人典雅、雍容的审美风格,洋洋洒洒,叹为观止。事实上铜器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地凝结在铭文上。
  在西周,铭文系统成熟的语言文字无疑进入文明时代,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周人则仍在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压迫下跋涉,在野蛮和崇力的状态下徘徊。这无疑是“天人合一”、“敬天保民”真诚信仰的结果。铭文中崇尚天命的语句俯拾即是。如毛公鼎铭文:“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句谓“天眷顾有德之人,有德者必配天,无德者不会得天之保佑”。透过铭文我们可见周王大多修德慎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恐天命有所失坠。尤其是康王遵文武之道,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意亦同:“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一则为官方铭文,一首为民间小曲,均表达了“天人合一”、“敬天保民”之旨。
  史墙盘铭文则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长篇颂辞,遣词斟酌,谋篇合理,极具文学色彩。特别是字的排列布局,由于字数繁多,被均匀地分为前后两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齐,成两个对称的长方块状。而且纵成列,横成行,一丝不苟,仿佛一支整装待发的军队方阵。此铭文洋洋洒洒284字,娓娓历数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到共王的文治武功,跨度二百余年。
本期照片由王叶妮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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