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除了为广大群众演出外,还到工厂、农村、连队,为工农兵服务。演出时,由于演员演得太投入,观众就会情不自禁置身其中。在演出歌剧《刘胡兰》和《三世仇》时,观众对“坏演员”动起手来。观众们的激动或过火行为,反过来也激励着文工团的演员们更加深刻地体会角色的情感,不断地提高演出水平。
背包步行进农村,走门串户借服装道具
　　当时文工团没有经营演出的任务,除了在市区为广大群众演出外,主要是到工厂、农村、连队,为工农兵服务。文工团也多次到益都(今青州)、寿光、昌乐、昌邑、安丘以及潍北治淮(河)工程工地等地演出。
　　文工团演出的剧目有大戏、小戏,也演舞蹈、歌曲。大戏有大型歌剧《刘胡兰》,剧中主要演员刘胡兰由钱玉玲扮演,另外几个主要人物是郎淑蓉饰胡兰妈、毕秋畦饰地主石三海、刘督宽饰地主狗腿子石头、孙大鹏饰敌大胡子连长。
　　当时文工团的设备条件极差,我们到各县农村、部队去演出时,不管路有多远从没乘坐过马车,更没有汽车,都是背起行李甩开大步行军。到农村、部队去演出时,都是就近找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自己动手搭建土台子。
　　当时我在乐队工作,乐队的任务是负责装台。所以每次出发时,我们都是提前赶到目的地,在村干部的协助下到老百姓家借木杆和绳子等东西,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地挖土筑起一个不到一米高,三四十平方米大的舞台。我们十多个人,从挖坑埋杆到扎好台架,挂好幕布,最快的时候只用了40多分钟。
　　到农村、部队等没有电的地方时,还要装吊汽灯。我们没有服装道具,一般都是走到哪里借到哪里。服装组和道具组的同志(演员兼任)要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到老百姓的家里借需要的衣服和道具。那时候农村群众生活非常贫穷,借来的服装破旧不堪,有时候借来的服装演员穿着不合适,还要重新走门串户再去借。
　　饰演贫苦农民的演员,穿上借来的又脏又油乎乎的破衣裳,格外容易入戏。但剧中需要的地主穿的长袍马褂、礼帽和地主婆穿戴的绫罗绸缎的衣服就有些麻烦。我们到地主、富农家去借,他们常常有顾虑不敢借给,待我们耐着性子解释说明这是演戏需要,没有别的意思,演完戏后马上还给他们时,才能勉强借给。
　　乐队和服装组、道具组的同志,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保证按时演出。以现在的眼光看,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到处演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可我们那时就是这样去为工农兵服务的,而且每次演出都很认真卖力。尽管条件艰苦,但我们虽苦犹乐。
表演坏人太逼真,惹得战士上台挥拳脚
　　由于演员认真地投入演出,往往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能引起感情共鸣。
　　有一次我们在潍县望留镇为新入伍的战士演出歌剧《刘胡兰》,当演到刘胡兰“从容就义”一场时,刘胡兰临危不惧,痛斥敌人,国民党大胡子连长气急败坏地令匪兵把铡刀抬上来,正当刘胡兰即将赴刑,剧情达到最高潮的一刹那,突然台下的一名战士哭着喊着跳到台上,冲着演大胡子连长的演员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全场的观众、演员都惊呆了。演大胡子连长和地主狗腿子的演员见状,忙丢下铡刀,四处逃躲。台上一下子只剩下了一帮群众演员,致使演出不得不暂时停止。结果,自然是“刘胡兰”没有“就义”,演大胡子连长的演员孙大鹏在一边委屈得直哭。
　　第二天,那位战士由地方领导陪着到文工团道歉,他解释说,几年前敌我双方“拉锯战”时,敌人把这一带村里的乡亲们害惨了。他爹就是被毒打以后活埋的,因此他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当他看到演员演得那么真实时,竟忘记自己是在看戏了,一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不好意思地说:“是你们演得太好,俺当成真事啦。让大家没有看好戏,实在太对不起了。”
　　还有一次为部队演出歌剧《三世仇》,当演到地主活剥皮残酷迫害佃户王老五一家时,不少战士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高喊着“打倒地主活剥皮”,就齐向“活剥皮”扔石块。更为危险的是一名战士边看戏边哭,突然举起枪要打死活剥皮,幸亏被身旁的战士及时发现,才制止了一次恶性事故的发生。之后,地方领导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规定在为部队和农村演出时,战士与民兵都不准带武器。
　　那时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工作是紧张的,纪律是严明的,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那种政治气氛浓厚、人人奋发向上的大气候下,团长、指导员等领导同志既像家长,又像兄长。他们以身作则,带领我们这些稚嫩的文艺新兵,从思想到工作充满着革命激情与青春活力。
　　党员、团员处处带头,同志之间情同手足。平日里女同志帮男同志缝洗衣服,出发时男同志帮女同志背背包,运行李。年龄大一点的,都会主动照顾年龄小的。大家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里,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同志之间互相谈心,只要谁有困难大家都会争相帮助。基于这种革命的激情,同志们在工作中人人争先,在生活上没有一个怕苦叫累的。个个精神旺盛,人人斗志昂扬,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对工作极端负责,极端认真。潍坊文工团的工作在全省获得了好评。

乱按指挥灯闹笑话　鸡狗风雷声乱了套
　　在城区演出条件要好一些,开始是在民众教育馆大院露天演出,之后是永乐戏院,到了1951年我们就到新建的新华影剧院演出了。
　　团长提出:“我们的演出条件好了,演出的水准也必须随之提高才行。”在正式舞台演出,就必须有对灯光、音响效果的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一个由毕秋畦、丁建训和我三个人(都是兼任)组成的灯光音响组。那个时候我们舞台灯光很少,只有前灯(脚灯)、顶灯和后幕灯(天灯),虽仅需三个调压器,但当时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我们就从电池厂买了一个电池盒,中间隔分成三个水池,在水池里加上盐,然后由我们几个手拿刀片在盐水池里上下启动,控制灯光的明暗强弱变化。
　　当我们第一次加上了灯光、音响演出《刘胡兰》时,那色彩斑斓的效果让观众看了连声叫好。我们连演五天,场场观众爆满,获得了极好的评价。我们制作和使用的东西,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原始、太土气了,就说音响效果吧,是由我拿着自己费尽心思制作的一个效果指挥灯,在前台旁指挥。根据戏的演出变化,当需要什么效果时,我就按动什么声的开关,后台的同志就会立即做出什么效果。比如狗叫声,鸡叫声,风声,雷声,雨声,枪声等,每一种声音有一个人在后台负责模拟。
　　在永乐戏院演出时,还闹了一次笑话,那天演出时我在楼座的左边拿着指挥灯指挥,戏正演着,我的指挥灯突然不亮了,我急忙打开线路盒子检查,一看原来是一根电线断了,便立即将它修好了。可我忙乱中忽略了正在进行的演出,我想试验一下线路是否修好,就把几个灯按开了,因为后台负责做效果的同志看不到舞台,只凭我的信号灯指挥。这样后台的鸡叫声、狗叫声、风声、雷声就乱响起来了。指导员急忙跑过来,打了我一下,喝斥说:“你怎么搞得?怎么乱按灯?”突然我清醒过来,慌忙将灯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