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龙春做学问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马虎,他曾发表文章,披露了1904年上海书局在出版《新编灯谜大观》、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及其编者王文濡等出版《春谜大观》时玩弄“名人效应”,致使后人以讹传讹,使大学问家蒙羞；他发表文章给《辞海》挑错,称其对“谜语”词条的解释值得商榷；他著文称文义谜不仅没有“式微”,而且有了发展,文义谜将伴随汉字长期存在,永远不会在艺术上失其价值。
校勘史书,订正谜籍中的讹误
　　郭龙春在编纂《集成》的过程中,曾在南京《新世纪灯谜沙龙》第二期以《俞曲园如果有知》为题发表文章,披露了1904年上海书局在出版《新编灯谜大观》、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及其编者王文濡等出版《春谜大观》时都玩弄“名人效应”,盗大学者俞樾之名,以偏概全、并将错误百出的一些谜语通通置于俞樾名下,而后以讹传讹,使早已长眠于地下的这位大学问家蒙羞的种种细节,用铁般的证据拨开了长期积蓄在谜籍中的疑云。
　　据郭龙春的考证,《新编灯谜大观》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照抄1892年出版的《三十家灯谜大成》,后一部分选自1876年出版的《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中的十一家。俞曲园仅是《三十家》的作者之一,《十五家》都各自另有作者,原来只是署了“荫甫俞樾定”还嫌不足,后来竟给此书加了《俞曲园灯谜大观》的名号,开始这个名字印在扉页,像是一个别名,后来干脆印在封面,当成了正式书名。对此,早就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谜史大家钱南扬在其1928年出版的专著《谜史》中,明确提出此书“旧题俞樾编,疑是伪托”。
　　不仅如此,经郭龙春仔细考证这本书差错甚多,除却“手民误植”的因素,明显属原稿讹误的也不少,还有分类混乱、谜目误植如将《诗经》谜弄到《书经》类、谜目本是《礼记·周官》名的误入了《左传》类,还有札记谜误列古文类、属《千字文》谜目的被放到了诗品类等等。而后来出刊的《春谜大观》又照抄照转。只有像郭龙春这样一丝不苟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学究精神,才能做到明察秋毫,保证编纂书籍不出任何差错。
满怀信心,文义谜永不会式微
　　1990年,郭龙春在为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隋晶、关德安编著的《千家灯谜》所写的“序言”里提到,他在参加《编纂中华灯谜书籍》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灯谜创作的智慧和由此带来的艺术享受。
　　他举出宋代已经流传的一则字谜:“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当我们知道谜底原来是个“用”字以后,能不赞叹作者的观察入微和丰富想象吗?如果说此谜长了一点,他又举出了一则简短的:“白日依山尽”,谜底是一个几乎天天见到的“由”字,你曾看出是“日”字和“山”字的重合,并且联想到“白日依山尽”这一唐诗,从而把二者巧妙贴切地结合起来吗?于平凡处见奇特的创作才能,难道不值得称赞吗?由此,他指出,制谜在具有娱乐性的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一种煞费心思的创作活动。制谜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都是要经过写作学上所说的感知、内孕、外化的“三级飞跃”,才能实现的艺术创造。与其他文艺创作一样,要经过创作主体精细的观察、巧妙的构思、恰切的表达,客体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对于谜语,特别是文义谜的艺术魅力,许多人却认识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曾判过文义谜的死刑,说“诗文谜在艺术上,早已失其价值”,预言“科举已废,猜谜一道将要式微”,可是新中国40多年来的谜坛现实是,文义谜不仅没有“式微”,而且有了发展,不仅继续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而且已根植于民众当中。其实,文义谜以汉字形、音、义的变幻为基础,而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汉字,具有众多优点和生命力,所以文义谜将伴随汉字长期存在,永远不会在艺术上失其价值。
为《辞海》挑刺　建谜学委员会
　　郭龙春很关心权威辞书《辞海》的“谜语”条,很想从中学习。《辞海》刊行于1936年,其中围绕谜语的分类,1999年版把前两版的“今多称猜射事物者为谜语,以文义作谜底者为灯谜”这句话,改为“今多称猜射事物者为事物谜,以文义作谜底者为文义谜。前者多为民间谜语,后者专指灯谜。”为此,郭龙春在《紫禁城文虎》第3期发表文章指出:辞海的最后一改,涉及事物谜和文义谜的定义,其中提法值得商榷。
　　首先,“以文义作谜底”就难以理解,文义是千差万别,表述起来往往相当复杂,怎么能拿它当谜底让人去猜呢?第二,猜射事物者,未必都是事物谜。第三,事物谜和文义谜的区别,在于其成谜的特征,即创作方法,而不在于谜底的属性。具体地说凡用描绘事物特征的方法制成的谜,就是事物谜；凡是利用文义(在谜语中指汉字形、音、义的变化规律)来制谜的,就是文义谜。同一个“事”、“物”谜底,可以制成事物谜,也可以制成文义谜。只要是按文义来制谜,即使谜底是“事”、“物”,也属文义谜。
　　为普及谜文化,1993年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吴超与郭龙春聘请国内谜界人士组建了灯谜学术委员会,以推进国内和海外的各种灯谜组织以朋友、伙伴关系,共同繁荣中华灯谜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