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仁1912年9月6日出生在今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当时军阀混战,土匪抢劫,地主剥削,还不时遇上天灾,刘连仁一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了生计,1936年春,父亲刘志远带领刘连仁和他的二弟、三弟离开家乡,到蓬莱县谋生。可喜的是,经过苦干,他们省吃俭用总算攒下了几个钱,刘连仁娶上了媳妇。不料,就在刘连仁回家探亲时被伪军当作游民抓走。刘连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日伪抓了劳工。

生不逢时一家饥寒交迫走投无路
　　刘连仁于1912年9月6日出生在今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解放前属诸城县第七区柴沟乡,1946年3月解放后划归高密)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刘连仁的少年时代,适逢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统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给人民带来了希望。长期受压迫遭奴役的人,都盼望着有点当家做主的生活权利。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刘连仁的父母每天都在仅有的微薄的祖业上卖命般地拼搏着。刘连仁共有兄弟五人,旧社会有句俗语叫作“多子多福”,虽然他家当时在贫困中挣扎,但他的父母、亲友都认为受苦是暂时的,等把孩子们拉扯大了,就可以享大福。私塾先生也顺应刘连仁父母的心理,给他们兄弟五个按大小顺序,起了连仁、连义、连福、连登、连升五个吉祥名字,合起来就是“仁义福登升”。
　　可是,现实却完全相反,刘连仁一家所获得的全是痛苦和灾难,军阀混战,土匪抢劫,地主剥削,再加上天灾,不久便把他们逼上了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绝境。
　　1924年,刘连仁的母亲在穷困中去世。1926年,继母孙氏走进刘家,刘连仁一直待她如亲母。
　　刘连仁20岁出头时,全家九口人,只剩下五间草屋、一头耕牛和几件旧农具。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刘连仁的父母把地卖光之后,只好租了地主20亩地。全家忙活一年,到秋后交上给地主的租子,纳上官府的苛捐杂税,剩下的口粮寥寥无几。经常是一收完场里的粮食,一家人就又开始为衣食犯愁起来。　　　　刘家五个儿子、五条光棍,更增加了父母的愁绪。1935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大雪飘飘,北风呼呼地刮着,年关又来到了。刘连仁的父亲刘志远把全家人召集到炕前,在萤火似的油灯下唉声叹气地说:“从前我相信‘多子多福’这句老话,可如今不灵了。眼下过了年关,接着就是春荒,凭我刘家这几条汉子,就连口饭也挣不上吗?我看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有什么好办法,只管说出来,好为一家人谋条生路。”
　　因为刘连仁是家中的长子,当然应该先开个头。刘连仁早就打好了谱:“树挪死,人挪活,反正在家等着饿死也是个死,咱不如出去闯闯试试!”“两眼一抹黑,到什么地方闯去?”二弟和三弟都担心地说。刘连仁胸有成竹地说:“人家都说‘要想吃好饭,围着蓬、黄转。’蓬莱有八仙,能救人苦难,咱就不能到那里闯闯?!”
　　听了之后,父亲也认为不错,就拍板定了:“好,咱爷们一起去!”

随父闯蓬莱干苦差赚钱娶妻成家
　　1936年春天,刘志远带领刘连仁和他的二弟、三弟离开家乡,朝蓬莱县奔去。
　　他们步行了六七天,一路饱受风霜饥寒之苦,终于投到蓬莱县刘家沟刘学三的门下。刘学三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兼资本家,除经营土地外,还在蓬莱县城、烟台和青岛兼营买卖,家里开着油坊。他看到刘家这四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就问他们都会干什么。刘连仁自信地告诉他,庄稼地里的推车、挑水、扶犁、撒种、收割、扬场,样样都会；另外,打油也是他们的老本行。刘学三一听刘家父子会打油,就高兴地说:“果真如此,你们都留下吧。”
　　手工打油是个苦差事,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同时,刘学三的态度非常严厉,要求很高,刘连仁他们得处处小心。所幸一日三餐还都能撑起肚皮,比在家忍饥挨饿强多了,刘家父子力大心齐,从此就天天起早贪黑地拼命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蓬莱一带发展起来了抗日游击队。刘家父子白天被日伪军逼着去修路、扶电线杆,晚上又被游击队抽去挖公路、割电线,掌柜家的活还照样要干足、干好,从此他们过着又苦又累又害怕的日子。
　　可喜的是,经过刘家父子三四年的苦干,他们省吃俭用攒下了几个钱。刘连仁的母亲立即在家张罗,准备先给老大刘连仁说上媳妇。刘连仁29岁那年,即1941年春天,与柴沟乡赵家村19岁的姑娘赵玉兰成了亲--媒人说刘连仁只比赵玉兰大两岁,把赵玉兰“骗”进了刘家的大门。
　　怕耽误归期遭掌柜的解雇,婚后不久,刘连仁立刻赶回刘学三家劳动。从那以后,刘连仁每年都代表父亲和两个弟弟回家几次,任务是探亲、送钱。
　　1944年春节前,刘连仁照例回家探亲、送钱。当时抗日战争打得很激烈,到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他夜行日宿,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奔回草泊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春节后,刘连仁告别母亲、妻子,急忙往回返。高密县于1938年1月被日寇占领,当时已建成“模范县”,日伪对高密人民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因此,刘连仁连续三次外出,走不了多远,都被草泊附近岗哨的日伪军捉住。日伪军每次都把刘连仁的路费全部搜去,但看他像个地道的庄户人,又放他回家。第三次被放回家后,母亲劝刘连仁说:“孩子,我看你怕是今年运气不好,就在家躲躲吧。”已怀孕七个月的妻子赵玉兰也开玩笑地说:“天要留客呢!”就这样,刘连仁一直拖到秋天,也未走成。

外出遇伪军　家人没钱赎
　　1944年10月13日,刘连仁的邻居吴元富家有人因患传染病去世了,请刘连仁去帮忙殡葬。第三天,吴元富来叫刘连仁,说是要回请帮忙的亲朋好友们吃饭。吴家在小桥西,刘连仁家在小桥东。刘连仁刚走上小桥,就碰上了穿黄色军装、被当地群众称为“黄皮子”的一队伪军,后来才知道是伪高密县自卫团二团团长杜耀庭手下的人。
　　一名伪军用枪指着刘连仁,喝令他站住。刘连仁怕伪军开枪,就不敢跑。伪军饿虎扑食似地一拥而上,把刘连仁逮住并捆绑严实。刘连仁当然不服,质问他们:“为什么大白天乱抓好人?”他们不容刘连仁分辩,拉着他就往村公所里走。
　　刘连仁本来可以凭借自己高大的身材、强壮的身体越过村公所低矮的围墙逃走,但怕给保长添麻烦,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时,草泊村里和刘连仁一起被抓的还有二十多人。有的人还没被押出村头,家人就都凑上钱,请保长递给伪军,把被抓的人赎了回去。刘连仁一是因为家中无钱,二是他本人又不服软认输,更加上长年在外做工,便被伪军当作游民抓走了。
　　刘连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日伪抓了劳工。
　　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弥补国内物产及人力资源的匮乏,采用“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种种残酷、卑鄙的手段对中国各种物资和人力进行疯狂掠夺,从中国大量强掳劳工到本土是日本政府战时的基本国策。日本侵略者不仅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战俘劳工集中营等专门搜刮关押劳工的机关,而且于1942年11月27日和1944年2月28日分别制定了《有关将华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和《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确立了“移入华工方针”,正式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
　　为了能够强掳到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做苦役,1944年夏季,驻山东的日军第59师团发动专门捕捉劳工的“猎兔战役”,所谓的“猎兔战役”就是日伪军队悄悄地进村,逐村包围,挨家搜查,像抓兔子一样,把人堵在家里,把身强力壮的男性农民强行带走。山东是日寇抓捕劳工的重点地区,作为日伪“模范县”的高密自然是重灾区,伪高密县自卫二团团长杜耀庭更是抓劳工的急先锋,仅他的伪二团就抓了2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