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的一天,当年护送刘连仁回国的大谷和迟津先生以日本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来到中国,专程慰问刘连仁。刘少奇主席亲自安排刘连仁去北京,会见来自日本的老朋友。这次进京,刘连仁不但再次见到了刘少奇主席,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也亲切接见了刘连仁。

两次进京毛主席周总理分别接见
　　刘连仁回到家里时,正赶上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潮时期。刘连仁被这种形势鼓舞得焕发了青春,积极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运动。他每天干19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连续作战三昼夜、五昼夜、七昼夜。
　　即使再艰苦,刘连仁也从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因为比比在日本的苦,这有天堂和地狱之别。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经常吃不饱、穿不暖,饿得面黄肌瘦,刘连仁也毫无怨言。在刘连仁看来,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
　　1960年秋天的一天,当年护送刘连仁回国的大谷和迟津先生以日本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来到中国,他是受日本友好人士委托,专程慰问刘连仁的。刘少奇主席亲自安排刘连仁去北京,会见来自日本的老朋友。
　　刘连仁刚到北京火车站,刘少奇就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一见到刘连仁,就关心地问:“老刘同志,你的病好了吗?能工作了吧?”当他知道刘连仁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时,显得很高兴。
　　第二天上午9时许,刘少奇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刘连仁,两个人正在谈话时,毛泽东主席从一个侧门走进来了。
　　毛主席握着刘连仁的手,询问了一些在日本深山里的情况。接着,毛主席摇着刘连仁的手,嘱咐道:“老刘,你要好好学习,你的大脑还要恢复。”说完,毛主席迈着大步从另一个侧门走了。刘少奇对刘连仁说:“毛主席有个重要活动要参加,他老人家是路过这里专门来看望你的。”领袖的关怀,让刘连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会见结束时,刘少奇主席提议同刘连仁合影留念,摄影师拍下了珍贵镜头。刘少奇还让刘连仁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请好大夫给他治了1个月的病。
　　同年,经郭沫若推荐,刘连仁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担任理事。
　　1963年春天,刘连仁又一次被接到北京。这一次他不但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而且还幸福地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那是在一个暖风拂煦的下午,周总理邀请刘连仁等4位难胞到中南海座谈。座谈会上,周总理关心地询问难胞们回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周总理认真地听取难胞们回国后的感触,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问题。刘连仁紧挨总理坐着,向总理汇报了回乡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切身感受以后,周总理又关心地问起他在日本时的遭遇。
　　“连仁同志,你被抓去当劳工,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去?”总理问。“日本监工拿中国劳工不当人,稍一怠慢,轻则打骂,重则活活害死,与其被他们折磨死,还不如逃出去,也许还能留下一条命。”刘连仁认真地回答。“在山上吃什么?住在哪里?”“野菜、海带、土豆……什么充饥吃什么,住在自己挖的洞穴里遮雨避寒。”周恩来亲切地对刘连仁说:“你这十几年的‘原始人’生活,受老罪了。”刘连仁激动地说:“人没有受不了的罪,比起在日本煤矿当矿工时受的虐待,强多了。”周恩来郑重地说:“那段屈辱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应深刻地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再做奴役亚洲人民的美梦。他们的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阴谋不会得逞,因为中国人民不答应,亚洲人民不答应,日本人民也不会答应……”

“文革”中被扣多顶帽子也不屈服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连仁被推选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先后在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工厂、学校作巡回报告,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1971年1月,刘连仁这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委员。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井沟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委委员,高密县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常委,高密县人大代表和潍坊市人大代表等。
　　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这位与老百姓心连心的国家元首,一夜之间就变成专政对象,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刘连仁怎么也想不通。这位老实、倔强、只认死理的庄稼汉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脑海里反复出现刘主席与他一个“奴隶”平民亲切握手、问寒问暖的情景,刘少奇同志那笑容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不能忘怀。他心里不服,先是从济南回到村里,接着又干脆闭门不出。刘连仁想不通,有抵触。
　　这下,厄运降临了。红卫兵闯进刘连仁的家,指着他的鼻子,勒令他交出与刘少奇同志合影的相片。刘连仁坚决不答应,他指使老伴赵玉兰把那张珍贵的相片包了又包,藏了又藏,红卫兵始终不能得手。但是,不幸的是,合影还是在赵玉兰常年累月、心惊胆战的东掖西藏中丢失了。合影照片丢失,使刘连仁深感痛惜。由于拒不交出合影,于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黑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一顶顶大帽子,向刘连仁压了下来。
　　但是,刘连仁决不屈服,他认准的理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刘连仁既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也是一位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特殊影响的政治人物,加之他家世世代代是贫农出身,最终红卫兵造反派也奈何不了他。

十四年苦难经历　成爱国教育素材
　　“文革”结束后,1977年,高密县井沟人民公社给刘连仁重新翻盖了4间大瓦房。改革开放后,井沟镇政府每年给刘连仁1100斤粮食、24斤食用油,外加100元零花钱。
　　刘连仁的14年苦难生活,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违反国际法,残害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罪证。刘连仁罕见的苦难经历,在中日两国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当中引起轰动。生前,他到省内外作报告达1800余场次。他的苦难经历被作家欧阳文彬写成长篇报告文学,被山东电视台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被天津评剧院改编成评剧……
　　高密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与刘连仁有缘。莫言上小学的时候,刘连仁就已经是高密的传奇人物,莫言本人曾多次听过刘连仁的演讲。1986年,莫言还骑自行车从高密东北乡奔赴西南乡,行程100多里,在草泊村刘连仁家住了一天一夜,听他亲口讲述当年在北海道的生存历险。1987年,莫言再次赶往草泊村,在刘连仁家住了两天两夜,深入了解刘连仁的情况。在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和《丰乳肥臀》中,都有一位日本北海道的中国劳工形象,人物原型就来自刘连仁。2005年1月5日,莫言结束了“中国著名作家北海道文学之旅”,随口吟出《刘连仁纪念碑前有感》五言诗一首:“壮哉刘连仁,不死中国心。寒风煅铮骨,白雪铸英魂。曾与狼共舞,也将熊吓昏。刻木纪流年,乡思托游云。山中十三载,世间日月新。告别当别町,终归草泊村。亲人喜相逢,涕泪满衣襟。”他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莫言·北海道走笔》一书中,还表示:“我想要根据他的经历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或许是人物传记,或许是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