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名证件及手续的审核环节中,当地教育部门既然已实现了“联网确认”,那为何不把这种“便利性”落实到报名全程?反正都是“真相”,干嘛还非得计较个“白纸黑字大红章”这样的繁文缛节?正是因为“习惯了”,自身种种不合理也便成了“合理”。只要变一切从自身出发的“本位思维”为从服务对象出发的“便民思维”,彼此自然会轻松不少。
　　　　贵州省贵阳市富水南路的刘师傅经营着一个刻章摊点,进入7月份以来,他的生意一直不错,一个社区公章收费30元,每天能挣到150-200元钱。“一些在贵阳工作的外地人因为手续不全,给娃娃报名上学的时候就刻假章、办假证来应付了。”不仅仅是他,一些制作假证的摊点生意最近也“火”了不少。对此,当地教育部门提醒,所有信息均已联网,不要心存侥幸。
　　　　　　　(本报今日A14版)
　　在外来务工人员为准备孩子的入学手续而不惜刻假章、办假证之时,当地教育部门一番不疾不徐的表态,瞬间让那些寄托在旁门左道上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出于维护正常教育秩序的考量,此番秉公打假的“权威提醒”,在程序层面的确不可或缺。但若仔细打量“提醒”的内容,不免会咂摸出另一番味道:既然信息已联网,有些情况只消轻点鼠标就可以查证,为何还非得盖一次章、办一个证?办事如此缺乏人性化,追根究底,何尝不是有关部门沉迷于本位主义的惯性思维所致?
　　不可否认,对个别家长为了能让孩子顺利入学而造假的不法行为,确实应予以杜绝和打击。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条件均符合规定,相关证件和手续也合乎规范,但苦于身在异乡未随身携带,如果回老家补充办理,舟车劳顿、浪费精力不说,万一要再遭遇部门间“踢皮球”而耽误了孩子报名,那算谁的?如此,为了省事去办个假证应付,这难道都是家长的错吗?
　　从当地教育部门的话语中,不难发现,人家是“只认证和章,不信网上言”。实事求是地说,单纯从学生家长“造假”和教育部门“打假”的角度讲,刻假章、造假证远比篡改网络信息容易许多。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何教育部门还是选择舍易取难,人为地去增加办事的“难度系数”呢?
　　老实说,对于网络办公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当地教育部门又何尝不知道、不明白?在新生报名证件及手续的审核环节中,其已然实现了“联网确认”。既然如此,那些忙活着“造假”的家长不免要问了,为何不把这种“便利性”推而广之,进一步落实到新生报名的全过程?反正都是“真相”,干嘛还非得计较个“白纸黑字大红章”这样的繁文缛节?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习惯了”,自身的种种不合理也便成了“合理”,既然“合理”,又何须改变?当前,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这样的惯性实在太大。
　　但在一个自上而下推行简政放权,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的政策氛围中,如此“不合拍”的做法,无疑令公众深感失望。
　　要真正杜绝形形色色、不断升级的“造假”手段,教育部门仅仅靠一句“不要心存侥幸”的提醒远远不够,只有在思想上、态度上转过弯来,变一切从自身出发的“本位思维”为从服务对象出发的“便民思维”,更多地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看待问题,双方将心比心,彼此自然都会轻松不少。□本报评论员　李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