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巡抚丁宝桢东行巡察,终于认识到了灾情的严重。回到济南,他立即奏报朝廷:“东省天时亢早,粮价日增,拟招邻省米麦杂粮商贩来东售卖,以济民食。奉天、江南省丰稔,粮价平减,即令该商等赴彼购运,经过关卡,请免抽厘税。”1876年6月5日,慈禧代小皇帝拟发“上谕”:“所有山东商贩赴奉天、江南等省贩运米麦杂粮,沿途关卡应完厘税,均著暂予停免”,“饬令沿途关卡查验放行,并出示严禁地方官绅,不准遏籴居奇,以广招徕而资接济。”从此,以青州府属益都、临朐、临淄、昌乐、寿光、乐安及莱州府属潍县为中心的救灾,列入了山东巡抚的日程。
朝廷连发上谕救荒,却未下拨赈灾粮款
　　1876年6月6日,朝廷又发出“上谕”:
　　“近畿一带天时亢旱,直隶、山东两省暨豫省、河北等府,亦复雨泽愆期,被旱地方较广,粮价日增,民食艰难,阖闾不免苦累。著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山东、河南巡抚,体察各地方情形,加意抚恤,毋令流离失所,并讲求救荒之策。”
　　“近畿一带”指的是临近皇城北京的地方。直隶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以及河南、山东、内蒙、辽宁小部地区；“河北”指黄河以北；顺天府所辖为北京地区。看来,灾荒已经在京城周围及鲁、豫等省蔓延开来。
　　“上谕”还指令:“本年天气过旱,尤恐蝻孽萌生,贻害农田,损伤秋稼,于民生大有关系,著该府尹、督抚严饬各属,先期查勘,认真刨挖搜捕,务须一律净尽,毋留余孽。”
　　这时,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上奏,“山东界内,已有蝻孽,盗案叠出,饥民日众”。
　　6月14日,朝廷批示:“著李鸿章、沈葆桢、文彬、丁宝桢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加意拊循,力求救荒之策,并严缉盗贼,以安行旅,一面刨挖蝻孽,毋任萌生,致伤禾稼”。
　　不过,朝廷可能还没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仅仅是发号施令、给出优惠政策,并没有考虑拨发赈灾粮款。
　　灾区粮价节节攀高。接到朝廷“上谕”,山东巡抚丁宝桢迅速发布文告,要求灾区官员发动当地商绅,从江苏、东北等地购进粮食,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卖给灾民,差价由官府承担。
　　面对灾荒蔓延、饥民苦状,上海《申报》开始发声。
　　6月23日,该报刊发评论《论地方宜设善处灾民之法》提出,如果灾民较少,可将人数查清,领其头目到富户家一拜,设一公所,由富户出粮出钱发放；如果灾民“数百人数千人,必须官为经理”,“其法又莫善于宋富郑公刺青州时所行之法”。
　　富郑公,即北宋三朝宰相富弼。富弼任青州知府期间,因发水灾,难民滞留青州。富弼劝民出粟,官方出资,设置“公私庐舍十余万区”,使流民有饭吃、有屋住；组织州中所有官吏,分赴流民聚集处,督促安置；指令所属各州县,“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动用安抚使的职权,招募万名强壮流民为兵。这次赈灾,救活灾民50余万。
　　《申报》创刊于1872年,是一份英国商人所办的中文报纸。1909年之前,一直为英人所有,中国人主持笔政。因有西方国家背景,办报理念新,在“丁戊奇荒”赈灾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料记载,《申报》创刊不到一年就发行3000份,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发行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报,丁宝桢等省级大员肯定能看到。

上层施赈先顾身边,重灾之地反遭冷落
　　6月25日,监察御史张盛藻、李廷箫联名上奏,吁请朝廷放款赈灾。
　　奏折称,地方官“或因费钜难筹,迁延多日,或因查勘未遍,辗转需时”,将导致饥荒蔓延,弱者流离失所,饥饿而亡,强者迫为盗贼,滋生事端。继续拖延,大局将不堪设想。
　　“与其图患于既形之后,何如消乱于未萌之先。”张盛藻、李廷箫援引同治年间直隶大旱,朝廷施放粮款赈救之例,提出本年旱灾“比同治年间更为久,被旱地方更多”,恳请朝廷先行发赈款,分交顺天府及直隶、山东、河南各督抚,设厂赈济。如有不足,由各督抚自行筹款动拨。
　　不知是不是与两位监察御史的奏折有关,10万两银的赈款很快拨下来了,不过只给了礼部尚书兼顺天府尹万青藜、直隶总督李鸿章。意思很明显,朝廷的银子也不多,先保证皇城安稳要紧,其他地方先自己想办法吧。
　　不仅如此,连经山东水运到京城的粮食——漕米,经李鸿章奏请,也要截留供应顺天府和直隶。
　　令人诧异的是,直到7月11日,慈禧还替皇上在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的奏折上批示,严催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将30万两银的军饷送至哈密,“毋稍迟缓”。
　　没有办法,山东巡抚丁宝桢一面继续要求地方官劝谕绅富,出谷平粜,或捐助银米,设立粥厂,一面令属下筹措银两、谷米。
　　省级财政紧张,拿不出钱,丁宝桢便令东海关和登莱青道,动用东海关常税银3万多两,派员赴东北奉天、牛庄一带采买杂粮。
　　与朝廷的想法如出一辙,从东北买来的粮食,丁宝桢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身边:船运至利津铁门关码头,再转运省城泺口码头,分发沿黄河一带州县和省城,均匀接济。
　　丁宝桢在一份奏折中称,“济南、东昌、武定、青州、莱州等府属,情形尤甚”,“莱州府属之潍县,得雨最迟,赤地无迹,民情困苦,难以尽言”。然而,由于手头紧,他也顾不上益都、临朐、寿光、潍县这些受灾最重、远离省城的地方了。
　　旧志记载,昌邑、昌乐、安丘6月下旬有雨,谷子得种；临朐直到8月才下雨,什么也种不上了。
　　这年夏季,各县普遍无收,灾情持续,哀鸿遍野,满目凄凉。

地方官员空手办赈,粮贩入境却被逼走
　　夏天下了一场雨后,一连数月,又不见一滴水。待到秋季,除了昌邑“黍稷丰收”、安丘“秋收尚中稔”之外,青州府属益都、临朐、临淄、昌乐、寿光、乐安,莱州府属潍县7县,“收成十不获一”。
　　天上的“玉皇”不开眼,人间的“天子”不放赈,地方官束手无策。为此,《申报》刊发评论予以批评:“国家所发之款,不过可救千人之中之一耳。况岁歉情形,虽在冬间,而夏间早可预知,不能藉口于不曾防备,无款可筹也。”
　　《申报》所说国家发款,是针对山东全省而言,受灾最重的青州府、莱州府各县分文未得。
　　灾区各县勘灾时,仅派一名委员,逐处查验,《申报》质疑:“空手办赈,则亦何济?于此不但不能救活饥民,亦无善于办事之人耳。”
　　大灾已成,地方官还在按部就班查赈,《申报》提出,“大约他省于甫遭灾荒之时即行赈济,山东于既成灾荒之后,照例举行,此即所谓灾荒待奏闻而议赈,则尽属疮痍是也”,“本朝历来待民之厚,前代莫及,未闻请款赈饥与擅发仓谷获咎者”。
　　有莱州府商人将面粉贩运到灾区,以略高于平常价格出卖。但灾区官府发出告示:“凡粮食运到,不准昂价。”商人只好按平常价格卖出,因为亏本,便不肯再去。
　　《申报》对此评道:“此邑荒歉,他邑粮价亦必陡贵,此市面通行之事。商人于此进本比较平时加几分,若以平时粮价绳之,是使之坐折几分本,何怪后难为继哉。假令商能捐赈,则不曰贩货,直赈饥而已。但使价昂而吾境内之民有钱可买,已将感商人之惠,何必勒其贱卖,使之折本而裹足不前哉?迨至商人不来,而吾境之民虽有百钱,难得升粟,坐而待毙。”
　　从前遇到荒年,有富者从贫者手中买地,地价低于平常。官府查知后,让买者将地归还原主,并出令以后不准贱卖,从而导致这次遇灾,许多富者不敢再买。买的越少,地价越低,“价愈小,民愈苦”。《申报》认为,此事“似为便民起见,而不知其弊仍自饥民受之。皆由地方官办事不善,不能通盘计算之故也”。　　　李之凡　尚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