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都、临朐、昌乐、寿光、潍县等7县饥荒日重,山东巡抚丁宝桢于1876年11月再上奏折,决心于“万分拮据中”,“竭力设法拼凑银三四万两”赈灾。如此严重状况,这位“体念”朝廷的封疆大吏却始终没向皇上伸手。仅仅过了10多天,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拍拍屁股走了。新任巡抚文格迟迟不到任,巡抚一职由山东布政使李元华代行将近一年。丁宝桢临走许诺拼凑的那点银子,根本撒不下几滴雨星。到1877年春夏,灾荒之重达到极点,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倪维思等相继进行义赈,一批江南士绅也带粮携款而来。其所见所记,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凄惨的灾荒图。
霉变高粱秸也去吃,房屋拆卖后住地穴
　　尽管有绅商施赈,尽管有邻里相帮,尽管省、府、县也设法筹集了部分粮款,但对于数百万之众的灾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困顿之中,人们只好以糠麸、树皮、树叶、草根、草籽充饥。莱阳人宋星垣致函《申报》,记下他在青州地区所见:
　　“饥民采取草种作食物者,实亦费事。见其凡得草种,先用口吹作簸扬势,次则去其沙土、石块,须费如许工夫,然后可食。而所净者,多不过一两盅,少仅一撮而已。”　
　　“地上青草已掘尽,再将草子扫起与麸皮和食。近三日来,杨柳放青,乡人视为至宝,都有采食者,惜柳芽少而食者多也。所有树木或砍其本,或折其枝,无不损坏。”这是李提摩太1877年春在益都乡间见到的情形。
　　到了冬季,地冻草枯,野无青色,灾民就将房屋拆毁,门窗、檩木等能卖的卖掉,屋顶所盖的高粱秸秆剥去外皮,留下秸瓤充饥。
　　这些高粱秸已在屋顶铺盖数年,大半皆霉烂不堪。高粱秸通常还用作牲口饲料,霉烂的秸秆牲口也不吃。饥饿无望之时,人们什么都往肚子里填。
　　李提摩太下乡时发现,不少村庄房屋“残缺殆半”。有一天,他早晨起来赶路,途中陆续遇到10多个推小车的,车上所装全部是门窗桌凳。
　　李提摩太上前打听,他们说要推到城里去卖。有的还说,这些门窗恐怕买的人不多,实在不行就当木柴卖掉,多少换几个铜钱就行。在乡下,根本无人买,一文也不值。
　　种桑养蚕本是临朐、益都山区一带的副业。李提摩太看到,大片的桑树被砍光,拿去换钱,田野一望无垠,空地上间或现出三两根枯木。
　　房屋拆毁,衣物卖光,冬天不能御寒,饥民便在院子里挖掘洞穴,一家人挤在里面,聊以避寒。
　　英国驻烟台领事哲麦生称:“一业苦百业同苦,士农工商,咸受岁歉之累,房屋、地土、妻女、器用等等,本境内均无售主。”
　　灾荒初期,当地尚有收地、买房、购物者。灾荒日重,无限期延长,即使富者,存粮也已耗尽,只好高价外出购粮。肚子都顾不过来,哪来余钱再买其他东西。
　　本地无人买,外来收买者将价格压到极低。到后来,各类物品价格不及平时的十分之一二,粮价却数倍增长,以致一些富裕者也成穷人,甚至沦为乞丐。
　　在青州赈灾的一江南士绅记道:“有一士绅,本有田五百亩,牲口亦多,并请两名老师为子课读。现竟变为穷汉,唯房地仅存,已无可变卖耳。”
　　李提摩太曾遇到一名18岁青年,自称家有田70多亩,所积粮食将要吃尽,卖田无人要,父母让他与弟弟往南逃荒,另觅活路,他们只好与乞丐为伍。

买女人砍价如买货,饿疯了导致人吃人
　　灾区粮价日日飙升,官府无力抑制粮价。无钱买粮,便卖物、卖房、卖地,无东西可卖,甚至这些东西根本没人去买了,只好卖妻、卖女、卖儿媳。
　　在临朐山区,李提摩太有一天先后见到女子12人,均被人买定带走。又一日,李提摩太在山村小客栈住宿,遇上七八个男人,在贩卖人口。李提摩太住在这些人的隔壁,中间仅隔一层木板墙。他们在屋里谈交易的声音,清晰可闻。
　　不知有几个女人进了隔壁房间。李提摩太听到,贩卖人口者有的说这个太瘦,有的说那个好像有病,有的嫌长得丑,纷论不已,俨然在集市上看货讲价。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他们吵嚷起来。听其说话的内容,李提摩太得知,有一少年戴上耳环,用布硬将脚缠住,装作小脚,打扮成女性出卖,让他们识破了。
　　第二天早上,又听隔壁有女人的声音,问什么时候带自己回家。李提摩太听出,这是已经买定的女人“为饿所迫,刻不能耐”。
　　濒临绝境,人的尊严全然失去,道德也冲破了底线。
　　《临朐乡土志》中的“冯奎文小传”称:“光绪初岁,又歉收,有同族某鬻其妻以自养,其妻即奎文所嫁婢也。将去,举家号泣。奎文复出钱赎之,俾为伉俪如初”。此文原是记载冯奎文的善举,却披露了有人为自保活命,不惜将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卖掉之恶行。
　　李提摩太曾记道,“穷极之人将妻女、儿媳贱卖与人,不计娼优”。绝境之中,为求生存,有人竟然将妻子、女儿卖做妓女。
　　李提摩太发现,不少墓田中的大树也被砍伐一空,卖掉换钱。要知道,过去按照民间习俗,动祖宗坟地的草木是要遭天谴的。
　　粮没了吃糠、吃草、吃树叶和树皮,青草、青叶没了吃干秫秸,秫秸也没了,甚至吃土。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地方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临朐续志》有这样的记载:“光绪初岁大饥,人相食。”　
　　同类相食,沦为兽类。人性泯灭至此,可悲可叹,可气可愤。

饿死病亡绝望自杀,尸骸遍野鸟啄犬食
　　“妇人手抱小孩,因自无所食,乳亦不多,而孩亦旋即饿死。”
　　“又见一妇,抱孩而立于桥上,大小两人,面目均极黄瘦,意欲将孩投河,颇有踌躇之色。嗣究不忍,仍抱之大哭而去。”
　　“有一人拆屋变卖,梯已倚檐而惫不能登。离此屋百步,见有人头六个,为鹰犬攫食。每日出门,总见有尸首横斜道左。”
　　“午刻小憩,见一小童来,谓其父母甫倒毙。问其细情,只哭而不言。听其口音,则青州府人也。”
　　“一妇病卧在地,身旁唯置树皮菜根等物,怀有小孩,仅一两岁,时向其母作嬉戏状,若有依依不舍之情,而其母已奄奄将逝矣。”
　　这一个个令人心酸落泪的场景,皆为当时在益都、临朐、昌乐等地赈灾的外国传教士、江南士绅所记。至于饿死、病死,乃至因绝望而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难以胜记。
　　李提摩太粗略估计,“假如五百家之村落,饿死、病死者约有三百人,而往别处谋食毙于外者尚不在此数”。
　　大灾往往伴随大疫。因饿死、外逃,村中皆剩老幼体弱者,且人数不多。疫病袭来,三天一死,两天一亡,家成空室,街为空巷。
　　各地灾民死亡相继,无以为棺,开始还挖坑掩埋。后来有人死去,家中再无人丁,只有暴尸在外。在路上、野外饿病而死者,尸骸更是无人收埋,“鸟啄狗残,不堪卒视”。
　　一位赈灾的江南士绅记道:“走不到三四里地,共收埋整尸四五个,骷髅二三十个”。
　　侥幸存活着,大多体弱难支,坐以待毙。有欲往远处乞食者,力气日衰一日,不能成行。甚至明知数里之外有粥厂施粥,但连前往领粥的力气都没有了。
　　潍县谭某妻李氏,丈夫早逝,守寡多年。遭此大饥,断粮已数日,有人知道她贤惠,想娶她为妻。托人上门劝说数次,李氏方“大哭从之”。到新夫家刚坐定,她忽而大呼道:“误矣!胡为至此?吾宁饿死不再嫁也!”急奔回家,一卧不起,最后饿死。
　　此事载《潍县志稿》“烈妇”一卷,本为赞其“守节”,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灾中饥民之惨相。　　　　　　李之凡　尚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