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国转基因水稻仅有的2张“安全证书”全部到期。如果续申请没有成功,则意味着中国将没有一种转基因主粮拥有安全证书。这是中国转基因产业化之路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两张安全证书所涉两种转基因水稻均由华中农业大学所培育,其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称,安全证书是否续签成功“不方便透露”。
研发团队　续签结果不方便透露
　　根据《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中国,转基因主粮要进行商业化种植,需要先获得安全证书,再获得品种审定证书、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行。然而,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一种转基因主粮同时获得这些许可。
　　据悉,目前我国共批准发放过7种转基因植物的安全证书,其中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一共有2种,分别为“华恢1号”和“Bt汕优63”,均由华中农业大学所培育。据悉,农业部于1999年受理了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申请,经过11年的评价,于2009年8月17日颁发了安全证书。
　　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为5年,这意味着自2014年8月17日之后,如果续签没有成功,这些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将过期作废。环保部首席科学家薛达元称,根据规定,申请单位在安全证书有效期满前一年,直接向农业部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室提出续申请。而如果安全证书过期,则需要按照新品种重新申请,“重新拿到安全证书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华恢1号”与“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是否续签成功?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表示,此事他“不方便透露”。
审核流程　大鼠喂90天无异常
　　在我国,负责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工作的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卢宝荣表示,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发放是经过多年的安全评价最后的决定是委员会根据评价结果做出的。
　　根据农业部披露的上述安全评价材料,转基因大米需要进行多项动物食用毒理学试验,结果显示,用转基因大米喂养大鼠90天后,与非转基因大米喂养的相比,“未发现转基因稻米对大鼠的体重、食物利用率、血液学和血生化指标、脏器系数、病理学变化等指标产生不利影响”。
　　大鼠90天喂养实验是转基因大米获得安全证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评论认为仅用老鼠做90天的实验来论证转基因的安全性似说服力不够。对此,科普作家云无心表示,安全证书的颁发“是基于一系列的风险评估,而不是仅仅基于老鼠实验”,而且“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评估指南里,动物实验并不是必须的,仅仅是一种佐证”。
　　云无心表示,没有一种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所以在评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时候,是把经过基因改造的作物和相应的没有改造的去比较,找出二者的差别。如果没有差别或者差别不产生额外的风险,就认为二者“风险等同”,既然后者“安全”,那么就应该接受前者也是安全的。

历史污点　未获许可就流入市场
　　　　科普作家云无心表示,商业化许可需要对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种子进行进一步的审核,既然涉及到审核,自然有“通过”与“通不过”两种可能。转基因水稻没有通过品种审定,是“条件没达到”还是“农业部未审核”不得而知。
　　云无心称,“并不认为一两个特定转基因品种的命运会对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造成多大的困扰,尤其是这样存在重大历史污点的品种”。其所说的“历史污点”是指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是在2009年,而并没有得到商业化种植的许可就被多次发现流入市场。
　　最近的一次是央视报道的武汉转基因大米风波。今年4月,央视记者在武汉市一家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其中有3种含有转基因成分Bt63。央视还报道称,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频繁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仅2013年就有25次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
　　有专家坦言,转基因水稻“在华农扩散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我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央视调查发现,转基因种子最早泄露至少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是在1999年进行的成果展示,当时可能有不同的单位和个人拿走稻种,第二种是在2003年华农在进行大规模生产性试验的时候,可能有种子公司拿走种子后进行非法育种”。
院士力推　“再迟缓就是误国”
　　仅有安全证书,没有商业化许可,转基因水稻不得进行商业化种植。如果安全证书也到期了,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前景更加渺茫。
　　对此,转基因水稻的主要研发者,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曾有过“抗争”。据张启发透露,2013年7月,他曾联合60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
　　“误国说”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两极分化。转基因支持者认为农业部颁发了安全证书,但迟迟不颁发商业化许可,属于不作为,联名上书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转基因的反对者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佟屏亚则认为“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论证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若采取兴师动众群体上书方式造声势玩噱头达到此目的,这就成为一种群体性要挟的‘政治行为’了”。
　　　　　　　　　　　　　　　　　　　　　　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