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8月11日B8版)
　　在板桥的童年,叔父对他也是十分关爱的。
　　叔父郑之标,字省庵,得子甚晚,颇爱板桥。男孩子的童年多是顽皮,板桥还要加一个“更”字。“倦书”“逃药”是常事,“溲溺”“恶卧”也不鲜见。持事严谨而又望子成龙的父亲自然少不了责骂甚至触及皮肉,这个时候叔父就成了他的保护伞,背负着他东躲西藏,他在《七歌》之四中写道:
　　有叔有叔偏爱侄,护短论长潜覆匿。
　　倦书逃药无事无,藏怀负背趋而逸。
　　布衾单薄如空橐,败絮零星兼卧恶。
　　纵横溲溺漫不省,就湿移干叔夜醒。
　　一个顽皮的麻丫头和一个憨厚且疼爱侄子的叔父活现在眼前。
　　板桥读书,始于家学。他在《自叙》中说:“板桥幼随父学,无他师也。”这是事实。家道渐衰,无钱延师而教,父亲又设馆教书,正好可在父亲的塾馆内就读。父亲为他启蒙,先《三字经》,继《千字文》,接下来是《五经》《四书》。板桥上学的时候,清朝已重开科举。走科举求仕的路子,《五经》《四书》是必读的,而且是必须读好的。先背诵后开讲,每天早晨入学堂后,先在孔子像前行了礼,再走到父亲——老师面前站好,将昨天教过的背诵一遍,如果一处背错,与其他学生一样,趴在凳子上吃板子。下午要习字,字写不好也是不行的。考卷上的字不工整,卷面不整洁,就很难入考官的眼。明清考试盛行馆阁体,要求方正、光洁、乌亮,而且大小齐平,这种书体循规蹈矩,埋没了书家的个性。可写好馆阁体也不易,得有很好的基本功。当代的某些所谓书家极贬馆阁体,其实他们有的是连馆阁体也写不好的,他们的所谓新,只是用胡涂乱抹来掩盖功力的不足而已。板桥是踏踏实实写帖,认认真真练功的。他二十三岁以小楷写的欧阳修《秋声赋》,三十岁以中楷录的《范质诫子诗》,自始至终,工整秀丽,气韵如一。以此二幅作品观之,板桥在父亲的指导下,于唐初大书家欧阳询的《九成宫》,是下过苦功的。
　　苦读《五经》《四书》,下工夫练书法,这是必须的,可仅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八股文和试帖诗都讲起承转合,可明白了起承转合,还不能说就会做八股文了。八股文亦称“时文”或“制艺”,每篇由破题、起承、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各部分如何写都有明确的规定,自起股至束股是正式的议论,在四股中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这种形式死板的文体确实束缚人的思想,也无多大用处,但这种形式死板的文章却是不容易做的。笔者没看到郑板桥的八股文,可能他自己对应付科举考试所作的八股文也认为不是什么好文章,不值得留世传人,故一概没有收入诗文集。但从他对八股文的评价上,也能看到他对八股文研究的深度。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论到时文,也就是“八股文”时说:“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辞赋,皆谓之文章。今人鄙薄时文,几欲摒诸笔墨之外,何太甚也?将毋丑其貌而不鉴其深乎!愚谓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诗辞赋,扯东补西,拖张拽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他把制艺与其他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评论,并且强调“毋丑其貌而不鉴其深”,足见其对八股、制艺的看重。
　　除了学制艺,对对子,练试帖诗也是日课。麻丫头有一些灵气,试帖诗没有让他受多少难为。有一则逸闻可以窥见他幼年的聪明。这一天,太阳已经偏西,一天的功课也都讲完,立庵先生还有一些雅兴,他望了望窗外几堵残垣断壁,便出了一个上联:“几间东倒西歪屋”,让学生对下联,明天早晨上学时带来。立庵先生的话刚完,这麻丫头就站了起来,答道:“一个千锤百炼人。”同学们鼓掌,立庵先生很是高兴,在板桥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什么,喃喃地说了句“子可教也”。
　　尽管家境贫寒,私塾管束严紧,还是压抑不住麻丫头的天性。他一有机会就逃出塾馆,到田野里去自在一番。挖菜摘果,捞鱼摸虾,结帮捉对,尽情地嬉戏。即使到了冬天,也冻不住那颗好玩的心。就在上学馆的第三年的一个冬天,趁立庵先生不留意,约了几个小伙伴,提了一只四鼻瓷罐,窜到河边去了。河里的水草虽然还发绿,可河边已有了冰碴。水凉不怕,捉鱼要紧。脱掉鞋袜,下到河里,开始还感到刺骨的凉,不知道是适应了,还是注意力转移了,慢慢地,水不凉,天也不冷了。小瓷罐抓满,太阳也落下去了。几个小伙伴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可高兴没多久,看到家门,也都不说话了。麻丫头硬着头皮推开大门,一脸铁青的父亲站在院子里,这一次叔父没背着他逃掉,而任父亲一顿责打。责他逃课,责他不管天寒水冷,责他不知河深危险。板桥听着挨着,可几天后,又寻法子到野外玩个痛快了。
　　不但白天逃学,晚上有时也跑出去撒野。成年后,他在给堂弟郑墨的信中说道:“徐宗于、陆白义辈,是旧时同学,日夕相征逐者也。犹忆谈文古庙中,破廊败叶飕飕,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骑石狮子脊背上,论兵起舞,纵言天下事。”所谓“谈兵起舞,纵言天下事”,也只是孩子们即兴一说,说过即罢的东西而已。
　　板桥十二三岁的时候,立庵先生被聘往真州(今仪征市)毛家桥教书。先生要板桥随往。真州在兴化西南,同属扬州府。毛家桥在真州城东南三十里许。从兴化城到毛家桥,要路过扬州,如走水路约二百里。立庵先生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把板桥留在家中,无钱延师教授,自己也不放心,携子同赴教馆,既可免去延师之资,父子相依也可解除一些寂寞,更重要的是,亲自教授不致让板桥荒废学业。
　　毛家桥就在长江北岸,日可望舟楫往来,夜可听涛声拍岸。不过,这时的板桥尚无欣赏大江的雅兴,可这里的翠竹清流,碧草浅水,鸣禽游鱼,让他弥久不忘。二十多年后,他在《为马秋玉画扇》的题句中记述道:
　　余少时读书真州之毛家桥,日在竹中闲步。潮去则湿泥软沙,潮来则溶溶漾漾,水浅沙明,绿荫澄鲜可爱。时有鯈[(tiáo):即白鲦]鱼数十头,自池中溢出,游戏于竹根短草之间,与余乐也。未赋一诗,心常痒痒。今乃补之曰:“风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绝无波浪自生纹,时有轻鯈戏相逐。日影天光暂一开,青枝碧叶还遮覆。老夫爱此饮一掬,心肺寒僵变成绿。”
　　板桥在其《自叙》中说:“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但从板桥的经历中未见其外祖父汪翊文对他有多少教授,这句话大约是从遗传的角度述说的,但同时也看出,板桥对父亲的“文学性分”不怎么崇尚。大约立庵先生只是一位正直敦厚的塾师,缺乏文学上的天赋,故教授一生,未见文章留世。人贵直,文贵曲,文学自有其自在的要求。板桥在《自叙》中对自己的评价说:
　　幼时殊无异人处,少长,虽长大,貌寝陋,人咸易之。又好大言,自负太过,漫骂无择。诸先辈皆侧目,戒勿与往来。
　　“好大言,自负太过,漫骂无择”是与父亲大相径庭的。板桥在不足二十岁的时候,又投师到了陆种园门下,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陆种园,名震,又名仲子,号榕材。从他的家世看,祖上在明代曾任礼部主事,后家道中落。种园先生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诗词文章皆能,尤擅填词。他生性豪逸,耽于杯盏,讨厌制艺,淡泊名利。这样的秉性于做官也就无缘了。这一年春,桃花正开,种园先生与几位好友,在兴化城北拱极台上放怀畅饮,饮罢,折了一枝桃花,斜插在头上,在闹市中高歌而行,面对一群群围观者,他全然不顾。朋友劝他收敛一下,他道:“我一贫士,其奈我何!”好饮,亦善书,可写字的笔却常常抵在酒肆里,向他求字的人先拿钱为他赎笔,笔赎到手,豪饮三大杯,挥毫立就。给钱,再喝；不给钱,当了笔,再喝,只愿常醉不愿醒。板桥的词作,可以说得益于陆种园。
　　板桥的穷困,板桥的自负,甚至有些放荡,很有点像陆种园。拜在这位狂士、才子门下,板桥如鱼在水,陆种园也以得此高足而欣慰。一个潜心钻研,一个悉心点拨,板桥的词作大有长进。乡人拿了陆种园的词和郑板桥早年的词做了比较,以看他们的师承关系。今择录两首,以飨读者。
　　陆词《忆江南·辛巳清明》二首:
　　清明节,不异峭寒时。燕子来比前年早,梨花开较去年迟,闭门雨丝丝。
　　清明节,僻县人也忙。十里红裙山子庙,一船春酒郭家庄,两岸黄花香。
　　兴化传抄的板桥《端阳五首》,词牌也是《忆江南》,录其二首:
　　端阳节,正为嘴头忙。香粽剥开三面绿,浓茶斟得一杯黄,两碟白洋糖。
　　端阳节,妇子乱忙忙。寸剪菖蒲和滚水,一杯烧酒拌雄黄,额上字涂王。
　　板桥的这两首,有些稚气,也有点模仿痕迹,故在编自己的集子时,《端阳五首》一首未取。当然做学生的模仿一下老师无可厚非,特别在求学阶段。及到成年,板桥不仅脱掉稚气,模仿的痕迹也看不到了。板桥的词好于诗,这是公认的,可以说种园先生功不可没。
　　板桥不忘自己的恩师,在自己的诗文集里附了两首陆种园的词,今录其一,以见陆词之一斑。《满江红·赠王正子》:
　　蓦地逢君,且携手垆边细语。说蜀栈十年烽火,万山鼙鼓。枫叶满林愁客思,黄花遍地迷归路。叹他乡好景最无多,难常聚。
　　同是客,君尤苦。两人恨,凭谁诉?看囊中罄矣,酒钱何处?吾辈无端寒至此,富儿何物肥如许!　脱敝裘付与酒家娘,摇头去。
　　与板桥一起拜在陆种园门下的还有王国栋,字竹楼；顾于观,字万峰、号桐峰。三人同在陆家,日间读书填词,晚上习字抚琴,感情甚笃,亲如兄弟。后来,顾万峰到山东常建极帐下任幕僚,板桥填《贺新郎》词二首为其送别,兹录其第二首,以见板桥其时之心境:
　　独有难忘者,宁不见慈亲黑发,于今雪洒。检点装囊针线密,老泪潺湲而泻,知多少梦魂牵惹。不为深情酬国士,肯孤踪独骑天边跨?游子叹,关山夜。
　　颇闻东道兼骚雅,最羡是峰峦十万,青排脚下。此去唱酬官阁里,酒在冰壶共把,须勖以仁风遍野。如此清时宜树立,况鲁邹旧俗非难化,休沉溺,篇章也!
　　后来二人多有唱和,收在了各自的诗文集里。
　　另一位同学王竹楼,诗词俱佳。晚年在兴化城之升仙荡建秋吟阁,与李鱓、板桥比邻,三人唱和不辍,有《春吟阁诗》五卷和《甲戌春吟》诗卷行世。乾隆四十三年(1778),貌似儒雅、又似极重文士的乾隆皇帝兴起文字狱“一柱楼诗案”,王受牵连,诗作列为禁书被焚,没有留下多少传世的东西,故很难对板桥与他的交往作更多的叙述。
　　板桥从陆种园修学,时续时辍,前前后后大约十年光景,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七歌》,有六首是思念亲人的,一首是写陆种园先生的,板桥是把自己的先生当作亲人看待的。他写道:
　　种园先生是吾师,竹楼桐峰文字奇,
　　十载乡园共游憩,壮心磊落无不为。
　　二子辞家弄笔墨,片语干人气先塞；
　　先生贫病老无儿,闭门僵卧桐阴北。
　　呜呼七歌兮浩纵横,青天万古终无情!
　　板桥在艰难困苦中,由父启蒙,从父求学,又拜乡贤为师,陶冶琢磨,再加上天赋聪颖,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他又自述道:“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历经一番寒彻骨,自然迎来梅花香。十几年的努力,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对《五经》《四书》《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贾谊、董仲舒、诸葛亮的表章、韩文杜诗浸淫尤深。他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的信中,讲到秦始皇焚书是不当焚而焚,还有许多无用之书是当焚而未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焚自焚了。读书在多更在精,“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所谓“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所与也”。这一些论述,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并有深切的体验,是难有此精辟之见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十四岁的这年,板桥考中了秀才。
第三章　秀才塾师
　　郑板桥是哪一年中秀才,有四说之多。王家诚先生先说是十七岁,又说二十四岁。陈书良、李湘树二位先生说在二十岁前后,柳声白先生说是二十二岁,丁家桐、周积寅、杨士林三位先生说是二十四岁。清代,逢寅、巳、申、亥为科考年,板桥十七岁是己丑年,二十岁是壬辰年,二十二岁是甲午年,这三个年份并非科考之年。当时的扬州兴化并无例外,故此三说可能性不大。二十四岁是丙申年,当逢科考,故本传从此说,当然还有其他的佐证。
　　即使二十四岁中秀才,也属不易。秀才并不像戏剧舞台上那个小花脸,戴一顶方巾,摇一把纸扇,只会酸溜溜地念几句打油诗,故作高深地说些“之乎者也”。一个秀才,十几年寒窗苦读,还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尽管还没有做官的资格,可到了官府不下跪,若补为廪生,官府还给四两纹银补贴,就算有一点功名了。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就很有点资本了。
　　在中秀才的前一年,立庵先生为板桥完婚,娶了徐氏。
　　徐氏是经过立庵先生慎选的。尽管那个时候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配徐氏,也是经过板桥同意了的。徐家是老亲,徐氏的弟弟与板桥是同学。板桥在真州教馆时,内弟病逝,板桥有一信给妻子徐氏,即《仪真客舍寄内子》,信不长,全文如下:
　　夫予之同学,共一十七人,而道德文章,能令我心折者,惟内弟一人耳。而今人间天上,流水高山,知音谁属,岂不痛哉。
　　徐氏出自书香之家,聪明贤惠,且读书识礼。婚后,二人感情甚笃。徐氏操持家务,料理农事,余暇二人研读诗书,欣赏奇文。板桥二十岁左右即画竹,字也写得有一些功力。徐氏磨墨、抻纸,指指点点,也为板桥增了许多情趣。板桥有一首《闲居》诗,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景况:
　　懒慢从来应接疏,闭门扫地足闲居。
　　荆妻拭砚磨新墨,弱女持笺索楷书。
　　柿叶微霜千点赤,纱厨斜日半窗虚。
　　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红姜煮鲫鱼。
　　新婚的生活再美好,也不能整天地守着妻子,卿卿我我,板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学问——仕途。
　　这一年秋天,板桥去了北京。
　　去北京干什么?
　　有人撰文说板桥去北京,是为了跑官。如此识见浅薄了点,幼稚了点。那个社会除了皇亲国戚,要做官先要考做官的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举人、进士。
　　郑家在北京没有亲戚,也不可能去做生意。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做买卖。二十三岁的年龄,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更谈不上至交,最合理的解说是游学。他要在北京开阔自己的眼界,检验自己的学问,寻找自己的不足,确定自己奋斗的目标。他这次在北京拜访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评价和指教,尚无资料可供研究,只留下了在北京瓮山漱云轩抄录的欧阳修《秋声赋》和赋后他写的这段跋语:
　　乙未九秋,山中寻菊,感黄叶之半零,望孤云而不返；残阳水面,渺渺寒涛；古寺山腰,凄凄晚磬；栖鸦欲定而犹惊,凉月虽升而未倾。偶翻欧赋,遂录是篇,讽咏未终,百端交集。村醪数盏,任凉露之侵衣；清梦半床,听山鸡之送晓。聊书所历,有愧前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