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在民国年间盛行各种斗蟀活动,过去也出过不少捕捉饲养蟋蟀的高手,以生于清末民初的李承孝先生居首,他名闻京津,曾饲养700多盆蟋蟀。每年中秋节前后,斗蟀比赛日趋活跃,街头巷尾都会看到普通群众进行斗蟀活动。
处暑后野外寻觅　闻声音找到蟋蟀
　　蟋蟀报秋,处暑后,夏日的炎热逐渐消退,每当夜深人静时,纳凉月下的人们,定能听到阵阵蟋蟀鸣叫,声声入耳,预告捕捉蟋蟀的季节到了。寻觅蟋蟀是一种乐趣,是一种享受。人们回到大自然中,踏着凌晨的露水,仰望着金秋月光,听着身边传来的虫鸣,侧耳徐行,轻身急趋,闻声寻踪,乐在其中。蟋蟀生活在野外,如河岸边、坑塘旁、沟壕中、大树根、深草丛、乱石堆、砖瓦下、土墙洞、水井沿、崖斗下、麦秸垛、豆蔓下等处,它们在这些栖息地营建巢穴,安家落户。
　　白天和夜间都能捕捉蟋蟀,首先,辨声:蟋蟀在洞穴中鸣叫,鸣声缓慢,略带沙哑声的个大；鸣声苍老刚烈者为佳品；其声抑扬顿挫,并有间歇者更佳。其次,觅洞:捕捉者行动要轻,屏住呼吸,猫腰移动脚步,听准位置后,拨开蓬蒿野草,堵住后门,用细草掭其门户,用细长铲子深挖,或用水灌洞,待雌虫出洞,扣以铁丝编成的钟形的须笼。随后,雄虫跃出落网。放入携带的大小不等的套罐,即七八个摞在一块,顶罐有盖,罐底铺有抹平细土,有的放入竹筒、纸筒之中。

民国年间高手不少,李承孝居首
　　在潍县,过去民间出过不少捕捉饲养蟋蟀的高手,以生于清末民初的李承孝先生居首,他名闻京津,曾饲养700多盆蟋蟀。他自孩童时便喜玩蟋蟀,八岁跟师傅王景兆学习捕捉蟋蟀的本领,能识别蟋蟀品种的优劣。每年处暑前后,李承孝与师傅一块带上竹篮、自制捕捉工具和手电筒,出南门沿白浪河,经高家楼、徐家、武家、坟庄到达小崖头、大崖头。在沟边、河滩、地头、畦头、井沿、柴禾垛等处,觅、翻、挖、捉蟋蟀,一天能捉百只好虫。中午,在友人家吃饭休息,再返回城中。途中,富家子弟半路拦截,出高价抢购蟋蟀,最高价能卖到一只1元、3元,甚至10元不等。
　　养蟋蟀要有足够的耐心,李承孝每日清晨晾罐,清除罐中杂物,润湿泥土,放入山药豆叶,喂以豆粉、大米粒等。早秋,盆罐宜放湿润处,择取头大、腿脚圆长、身子阔而丰厚、皮色好的蟋蟀佳品,精心喂养。不久,蟋蟀就会变成体型粗壮、肌肉发达、行动灵活的上品。
　　李承孝善于辨色,蟋蟀颜色各异,白不如黑,红不如黄,黄不如紫,紫不如青,油艳不如桔淡。他的眼力极敏锐,见到每只蟋蟀,便能确认它的斗性高低。因为,蟋蟀额上所生双线叫斗线,也叫斗“路”,蟋蟀的斗性全在于此。谚云:“青麻带线,将军带箭”。额上独显一根白线,谚云:“白白一条线,诸虫不敢见。”从它的头、眼、脸、顶、项、钳、翅、腿、肉等方面便可观察得出品位的高低。
　　潍县在民国年间,城内盛行各种斗蟀活动,虫源多半“一买二送三捉”。“养虫如养兵,选虫如选将”。每年立秋过后,热心斗蟋蟀的人士,便到李承孝先生处搜求蟋蟀上品,学习斗蟋蟀知识和技巧,为决斗做准备。
　　当时,社会上的富家子弟、社会名流、工商界头面人物有:田文宽、曹孔修、陈厚宗、谭兆枚、陈亚衡、张希泉、韩愉庭、谭汝彬、郭苍楼、李希仲、李勗民、于成斋、谭筱斋、陈君藻、于文典、郭仲钦、郎丰岗、孔令惠、陈德溶,以及后来的刘法顺、谭德泉、杨凯、毛学昌、李兴华、王新民、刘瑞祥等人,也对斗蟀活动乐此不疲。
　　李承孝一生仔细观察、研究、总结潍县蟋蟀的生长规律、生活习性、饲养方法、品种特征、主要产地、最佳捕捉季节、咬斗技巧等,探索出一套成熟经验,传授了不少弟子。
　　他将蟋蟀分为若干类型,如进攻型,即两只蟋蟀咬口时,主动向前发起攻击,属急性,腿劲大,铺身好,推进力猛；防守型,即两只蟋蟀咬口后,并不主动向前冲,后发制人,稳扎稳打,属慢性,腿劲小；防守与进攻结合型,两只蟋蟀咬口,先守后攻,稳中有急,斗口多样全面。

中秋前后开盆斗蟀,场面很激烈
　　潍县的玩家会在每年中秋节前贴出红纸报子,公告“开盆”斗蟀日期,地点多在田文宽住宅、预备仓曹家大门、松园子街郭雨若厅房院、西门里张家大门、南关文华银楼和东关玉露春澡塘。稍后,斗蟀地点移至南寺前巷下寺等处。
　　中秋节前后,斗蟀比赛日趋活跃,参加斗蟀的选出素日喂养最满意的蟋蟀,以决胜负。正式斗蟀比赛,场面十分激烈,各场地围观的群众达几百人之多。由主持人对好,按个头大小、份量轻重分级别。将蟋蟀撒入罐“圈”,“开闸”后,双方张尾伸须,摇动脖项,振动翅膀,腾身举足,互相扑咬、厮杀,直龁敌领。经过几个回合肉搏之后,胜者昂起头颈,振起翅膀,得意鸣叫,好像向主人报捷。观赏者兴趣盎然,大饱眼福,久久不散,评论“战士”的优劣。
　　在街头巷尾,随时随地会看到民间普通群众,也是一堆堆凑集在一起,搬出蟋蟀罐子进行斗蟀活动。连学生、儿童也端出盆盆罐罐,蹲在墙根互相挑战,叫嚷“咬!咬!”,而后尽兴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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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蟀之风劲刮　明清成为时髦
　　斗蟋蟀之风至明代越刮越盛,竟刮出个酷好此戏的“蟋蟀皇帝”明宣宗。与“蟋蟀皇帝”比起来,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便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明宣宗喜好斗蟋蟀的程度更甚于贾似道,《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身为一国之主,竟派专人到处捕捉蟋蟀,且一本正经地下命令给地方长官,要他们进贡蟋蟀以供其玩乐,封建皇帝之昏庸腐败可见一斑。问题还在于这位皇帝是个玩蟋蟀的行家里手,不但需要量极大,而且对贡品十分挑剔,不是容易蒙混得了的,这就更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既然皇帝下令,况钟之辈当然不敢当作儿戏,只好劳民伤财,逐级下达任务,动员全体百姓,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其间出现的悲剧、喜剧、丑剧不可胜数。
　　明代最高统治者对斗蟋蟀的特殊兴趣,客观上推动了这项活动的迅速发展。宣宗之后,斗蟋蟀的热潮狂卷大江南北,不分官民贫富,都以斗蟋蟀为乐,甚至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的“时髦”。南宋时,斗蟋蟀的中心在杭州,至明代则转移至北京,先是宫中太监以皇帝为榜样,争斗赌博,继而京城的百姓几乎人人皆有此好。
　　清代满族入关,斗蟋蟀之戏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期。满族兴起于漠北,崇尚武力,本来是不擅此戏的,但后来渐受汉文化影响,满清贵族及其子弟便也开始玩起斗蟋蟀的游戏,至于汉人,则袭明代旧俗,并无改变。康乾时期,北京仍是斗蟋蟀的中心。据说西太后慈禧在光绪朝每年秋天都要住进颐和园,并在重阳节这天开赌斗蟋蟀。慈禧身居高位,又为女性,并不亲自动手饲养或玩斗,而是由宫中专负责此项工作的把式们进行,她只是在旁观赏取乐。慈禧之前的宫中斗蟋蟀,主要为取乐,赌注一般是点心、果品等实物,输赢极有限,以娱乐为主,但到了慈禧时,赌注由实物变为银钱,且下得很大,一般以百金为起点,一局下来,输赢可达上万。由于太后身边的把式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手,斗艺自然高人一等,所以总是太后赢的时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