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季,潍县蟋蟀曾远征北京,并获得全胜,从此名振京津,各地客户纷至沓来收购蟋蟀。潍县解放后,韩醒生等人新编京剧《促织恨》巡回演出,很受群众欢迎。1952年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率团来潍演出,演出间隙特意请李承孝为他捕捉了20只蟋蟀,满意而归。

潍县蟋蟀远征北京获胜,各地客户纷至沓来
　　潍县蟋蟀曾远征北京,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季,田文宽、曹孔修、王景兆、李承孝一行4人,带着120只上等蟋蟀,内有大尖翅、大紫牙、青红须、青尖翅,备足粮草如米八米古、豆粉、白浪河水,赶到北京前门附近外国租界处,参加“斗蟀”活动,与京津人士对垒。
　　应战者撒下“圈”,“开闸”后,潍县蟋蟀主动出击,经过几番较量,取得全胜成绩。京人见潍县蟋蟀个个俊美矫健,头大、身挺、背宽、形长、牙尖、皮色好、项圈灵活、勇攻善斗,具有北虫的坚强性和耐力,出400两银子,全部收购而去。从此,潍县蟋蟀名振京津。
　　民国十九年(1930年)早秋,河北省保定蟋蟀贩子葛庆堂来到潍县会友,住在南关大街客栈。一天,在党家湾崖孔家林附近,捕捉到一只7厘多重的青大翅麻头蟋蟀,小心翼翼带到京津,咬遍五省蟋蟀无敌手。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三月,北平虫客谢宜子(原北京学兵训练社社长)来到潍县,住在东关庆德楼谭重庆处。慕名走访李承孝先生,联络友谊,交流经验。秋季又赶到潍县,花了370元大洋,从李承孝处选购了500只蟋蟀。罐子上都贴有标签,注明产地、品名、捕捉人、家庭住址,以便查访。谢宜子返京后,将携带的潍县蟋蟀高价出售后获利颇丰,一连来潍县五次,大量收购蟋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停止了来往。
　　1938年初,潍县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入城门盘查很严,各个出口都有岗哨值勤,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老百姓过着痛苦的生活,喂养蟋蟀的人数大减。那时的人们捕捉到蟋蟀后,与少数虫友“斗蟀”为乐。用老鼠须挑逗、撩拨,两只蟋蟀竖须、挺身、相互咬斗,胜者引颈长鸣,自成乐趣。夜间,将缸、罐中的蟋蟀放在身边、枕旁,唧唧虫鸣,消去长夜,相伴成眠。
　　到了深秋,气候转冷,善于饲养蟋蟀的人士,便把一只只心爱的蟋蟀,小心地放在炕上,四周盖上棉被,正中暖以“汤壶”,慢品细赏,罐中放入母虫,相伴“弹琴”、“过梁”。他们喂养得法,蟋蟀能活到严冬,才渐渐衰退而亡。
　　根据1964年、1980年、1984年观测资料记载,潍坊的蟋蟀始鸣期为8月上旬,绝鸣期为10月下旬,蟋蟀生态没有显著变化。

蒲松龄所写蟋蟀血泪篇,潍县改编京剧演出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饲养蟋蟀的还大有人在。秋季,韩醒生、谭资九、郎子和、丁子阳等人组成的“平剧改进社”,曾新编京剧《促织恨》巡回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促织恨》是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改编的。明清时期斗蟀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那时出了位酷好促织之戏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皇帝曾教令苏州知府捕捉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们)……要一千个,不要误了。”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只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也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
　　蒲松龄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短篇小说《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只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
　　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后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直题其名为“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张君秋演出间隙求蟋蟀,购得20只满意而归
　　1952年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率团来潍演出。当年,张君秋曾见到北平虫客谢宜子在蟋蟀罐子上的标签。喜爱蟋蟀的张君秋连蟋蟀捕捉人的名字,也记在脑海。来潍后,他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中,与名丑李四广、贺好友一块,打听到李承孝的住处,到城里大十字口普济院登门拜访,请李承孝为他们捕捉了20只蟋蟀。他们很感激,满意而归。
　　这时,民间仍有不少群众喜玩蟋蟀,自娱自乐。斗蟀地点多在“学生营业部”、“鸿昌源”等商号,规模也比过去小多了,虫友们聚集在一起,咬斗蟋蟀取乐。后来,玩养蟋蟀被认为是有闲阶级的娱乐活动,在群众中进一步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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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把式成职业　富豪之家均雇用
　　古代称专饲蟋蟀的为“把式”,即现在所说的师傅,他们均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对自己的行当颇有研究。这些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跟在富人的身后逗乐帮闲,乞食求生,久之成为专门的职业。蟋蟀把式早在宋代就有,称为“棚头”或“闲汉”。清代至近代,除各王府,其他富豪大贾之家也雇有蟋蟀把式,专门负责蟋蟀的喂养、调理,他们一般各有绝活,绝不向外人泄露。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就记载了扬州一位著名的蟋蟀把式:“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人有鸣秋者,善豢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其人姓鸣名秋,善养蟋蟀,所著《相虫谱》,想来定是一生经验之总结。当时江浙一带斗蟋蟀亦盛,鸣秋之名多为玩家所熟悉。作为蟋蟀把式,像鸣秋那样能致富者并不多,至多不过投主人所好,以求果腹罢了。
　　斗蟋蟀在清代的一个时期内曾是官府主持的一项官方活动。因蟋蟀有促织之名,故这项活动由织造府主持。每年秋季,京师就会搭起宽敞的棚场,由织造府发出告示,邀著名畜虫家前来会斗,颇像现代的体育比赛。民间则有更多的私人斗场。清亡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仍有私人设立的专门斗蟋摔赌博的蛐蛐局子,专门负责组织会斗,将请柬送至虫主手里,会斗聚赌,从中抽头,又谓之“蟋蟀圈”。据说闻名遐迩的近代津门大侠燕尾张三,早年就在海河东岸开蟋蟀圈为生,每秋一季所赚得的钱,可供全家一年生活之资。也有一些爱好者自己组织的会斗,斗无定时,亦无定所,兴之所至,临时商定一个地点,便各自持虫前来,此类以娱乐为主,意不在赌博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