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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县长朱豪三是莫言十分钟情的角色,连续剧《红高粱》为塑造好这个人物提供了广阔空间。朱豪三的原型是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曹梦九,其言其行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于荣光决心塑造一个有正义感,又不是一本正经的儒家式县长,“照高密人的理解,这是很难摸清的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文半武,也有点野蛮”。在台下,于荣光却言行严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扮演小豆官、当时才7岁的童星高淦,活泼可爱。 戏下认真做功课,俨然一个老学究 55岁的于荣光资格老,表演经验丰富。在《红高粱》剧组众位演员中,他是名符其实的前辈和老戏骨。 于荣光饰演高密县长、九儿的干爹朱豪三,也就是小说《红高粱》中的曹梦九。 电视剧《红高粱》从最初的30集,一直扩展成40集、50集、60集,朱豪三的戏份增加了不少。于荣光虽然不是男一号,但其角色的分量不容小觑。 这位老戏骨,同颇具亲和力的周迅,同与群众演员打成一片的朱亚文、徐光宇有所不同,一板一眼,演戏、为人都十分严谨。 于荣光的座驾是一辆商务别克,只有一名助理兼司机。郭星月说,于荣光老师性格沉稳,不苟言笑。演出前,他都是自己化妆,自己打理,不用别人。 没有戏拍的时候,郭星月发现,于荣光经常自己在一个角落默记台词。他一会儿低头默念,一会儿抬头沉思,那样子像一个认真的老学究。 于荣光演戏认真,做功课认真,遵守剧组纪律也最认真。 拍摄期间,剧组要求非演职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从内到外设了三道岗。其目的,一是保持现场安静、无杂音,确保拍摄质量和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出于对剧情严格保密的考虑。即使是参与演出的群众演员,也限制他们对现场进行拍摄。 郭星月说,每当有人找于荣光合影的时候,他通常会客气地以“剧组不让拍”为由婉言相拒。 “于荣光老师并不是摆明星架子,这可能是他做人的准则。于老师也很有人情味儿。有一次,我陪高密有关部门的同志去,赠送了他一幅剪纸头像。看到自己的形象通过高密剪纸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于老师非常高兴。” 郭星月一行几人提出与于荣光合影,于荣光微笑着,打破他的“老惯例”,与郭星月他们站到了一起。 栾加合等几个群众演员,想出了一个请明星签名的点子:每个人买了一套《莫言作品全集》,沉甸甸的一大包。拍戏间隙,他们不敢有动作。只有趁一天拍戏结束,演员返回驻地前的空档,请明星签字。 《莫言作品全集》一套16本,由于签得匆忙,有的一本书上签了几个明星的字,有的一个明星签了两次。于荣光拍完戏就走,很少留一会儿与群众演员交流。一次,栾加合拿着十几本书,好不容易“截住”于荣光请他签名。于荣光一脸疑惑:“这么多?你们这是要卖书?” 童星高淦好调皮,成了剧组开心果 在电视剧《红高粱》剧组中,年龄最小的演员要数高淦小朋友了。他当时只有7岁,饰演余占鳌和九儿(戴九莲)的儿子豆官。这个聪明伶俐、顽皮可爱的小家伙,在剧组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一次拍戏间隙,群众演员李兆华故意逗高淦:“豆官儿豆官儿,你过来。”高淦一本正经地说:“你找我过去,我偏不过去。我知道你又要跟我合影。”在场人员无不发笑。 有一次,栾加合见了高淦,要和他合影。高淦说道:“拍照要给钱。你要给我十块,不对,十块不行,得一万。”栾加合逗他:“那给你十万行不行?”高淦点点头:“十万?十万可以了。” 拍摄过程中,高淦的“误解”和“较真”,闹出不少趣事儿。 栾加合介绍,拍九儿牺牲、豆官找娘一段戏时,郑晓龙给豆官讲戏:“妈妈在戏里就叫娘。”高淦说:“晓得了。” 郑晓龙问:“你知道上西南是什么意思吗?”高淦转身向西南方向看看,答道:“不就是朝西南吗?!” 郑晓龙告诉他:“不是这个西南,上西南意思就是死了。” 交待完后,郑晓龙又嘱咐:“等轮到你时,你就上去。” 试拍时一切都很顺利。正式开拍后,随着几声枪响,九儿栽倒在地,高淦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着屁股喊叫着跑过去:“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娘——娘——上——西——南!骝骝的骏马,足足的盘缠……” 本来这段戏已经拍得很完美了,但高淦喊完台词后,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扭头对现场导演说:“不对不对,我是朝东跑的,不是上西南。” 这话弄得现场导演哭笑不得,只好说:“豆官说得对,我们下次朝西南跑。” 高淦年龄不大,已经参演过十几部影视剧。高淦每次去拍戏,他的母亲都在一旁紧盯着看。平时下戏后,专门有文化课老师为他补习功课。 专业演员特辛苦 明星替身也不易 这些参演《红高粱》的群众演员,目睹专业演员的敬业之举,体会到了他们的辛苦。群众演员孙山曾深有感触地说:“当演员太累了,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一整天都得上戏,我觉得比在地里干活还累。演员挣钱真不容易,一般人吃不了那个苦。” 孙山扮演土匪头子花脖子手下的喽啰时,不少戏都是在搭建的土匪窝里所拍。他说,这里几乎是全封闭的,中间一个大火盆,四周架着火把,黑烟滚滚,呛得人眼睛流泪,鼻咽冒火,鼻孔、眼里都是黑灰。 当时还是夏末,土匪窝里又闷又热,一会儿演员浑身就湿透了,进去拍一场戏,出来就得换一次衣服。不管是明星大腕,还是一般演员,一样受罪。 拍摄中,演员随时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险情。 群众演员陈丙良记得,拍摄日本鬼子逼迫老百姓砍掉红高粱一场戏时,一位扮演老百姓的演员,手攥着一棵还没熟的高粱,向鬼子哀求道:“高粱还没熟啊,求太君别刹了。等过几天熟了再刹吧……” 话还没说完,日本鬼子抡起枪来,一枪托子打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顺势倒下。不料,旁边有棵半米高的高粱茬子,一下子戳在饰演老百姓演员的屁股上。 陈丙良眼见这位演员爬起来,一手捂着屁股,疼得直咧嘴。陈丙良猜测,虽然没出血,看样子戳得不轻。 明星大腕身边,或者武打等危险戏份中,少不了替身演员。替身演员,往往拍的是最累、最险的场景。 陈丙良回忆,周迅的一名替身演员,大家都喊她璇子。拍摄九儿在高粱地里奔跑的镜头时,周迅先跑一趟做示范,然后由替身璇子进行实拍。正式拍摄时,三四百米的路程,璇子来回跑了不下十趟,才获导演通过。 “我们站在阴凉地里都热得满头是汗,这小姑娘连累带热,成了什么样子,可想而知。”陈丙良说,因为是远镜头,没有中间补妆,这段戏拍完,璇子变成了大花脸。 在井塘古村,拍摄余占鳌与土匪头子黑眼的副官打斗,最后余占鳌抱住副官两腿,将他摔到石碑上。第一个镜头,被余占鳌抡起来的副官是替身演员,一连演了10遍都没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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