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演员讲完所见的名导、明星,再让他们摆摆自己的龙门阵。与国内一些著名影视基地的职业群众演员不同,他们不为拿薪水、挣饭钱,而是想上镜头、见大腕,过把当演员的瘾,在银屏上潇洒一回。地里庄稼可以扔下不管,经营门店可以暂时歇业,戏不可以不上。在专业演员敬业精神的影响下,这些朴实、仗义,充满豪气的群众演员,不怕苦累,全力投入,“说啥也不能给莫言丢脸,不能给咱东北乡抹黑,不能给高密人丢份儿”。
肉搏战对手失误,手指被砸挂了彩
　　陈丙良是群众演员中比较敬业的一位。采访陈丙良时,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原来,他所扮演的多是日本鬼子和作恶的土匪,自己感到有些“不光彩”。
　　尽管是反面角色,陈丙良也十分卖力。在孙家口伏击战的搏斗戏中,陈丙良挂了彩。
　　陈丙良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日本兵,黄军装,翻皮靴,手中一支三八大盖,枪虽是假的,枪上的刺刀却是真的。他的对手——一名抗日队员用的是土枪,枪上没有刺刀。
　　现场导演预先进行讲解。近身拼杀时,抗日队员枪上没有刺刀,只能抡起枪来砸。第一个动作是,对方用力向下砸,陈丙良两手举着枪杆向上挡。这个动作并不难,两人反复演练了几次,觉得有十分把握了。
　　最后实拍时,对方这位群众演员可能有点紧张,一下子砸偏了。枪柄砸在陈丙良左手小指上,指头肚子的肉都翻了出来。十指连心,陈丙良疼得呲牙咧嘴,现场医生赶紧给他包扎。之后,导演没有让他再上镜,陈丙良只好站在一旁观战。
　　胶河滩,石桥头,抗日队员与日本鬼子打得难解难分,捞不着上戏的陈丙良心里直痒痒,埋怨那位“不长眼”的搭档,失手让自己挂彩下了战场。
　　现场对打的多是群众演员,不少人打着打着入了戏,超水平发挥。陈丙良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演抗日队员的小伙子。
　　现场导演要求,小伙子饰演的抗日队员与日本鬼子肉搏,把鬼子打下桥去,镜头完成。试拍时,两人对打了一阵,小伙子做出将鬼子兵打下桥去的动作就结束。开机后,这个小伙子演得投入,把鬼子打下桥去,自己又纵身跃入河水中,掐住鬼子往水里摁。
　　小伙子的临场发挥,得到现场导演的称赞。陈丙良说,扮演土匪花脖子的徐光宇老师见这小伙子有灵气,便让他给自己当了两个月跟班。
　　戏拍到傍晚,剧组缺一个饰演日本兵的,陈丙良包着指头又上去了。
　　采访时,陈丙良伸出左手小指。虽然过去将近一年了,受伤的疤痕仍然很清晰。他说,直到现在,小指头活动时还有点不得劲,“虽然受了点伤,但我不后悔。”
黄土地里吃土尘,青石板上遭了罪
　　官兵与土匪开战、土匪与土匪火拼、土匪与日本鬼子对抗……在电视剧《红高粱》中,有不少激烈的战斗场面。陈丙良坦言,“拍这些戏,开始觉得好玩儿。真拍开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演完一场戏,弄得灰头土脸,回家要洗好半天。”
　　一次拍摄战斗场景,剧组人员将炸药提前埋好,在地上做上标记。现场导演讲戏时要求,看准标记,别靠炸点太近,小心被火伤着；也不要离得太远,太远了效果不好。
　　陈丙良说:“正式开拍后,面前的炸药一响,耳朵震得嗡嗡直响,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也吓了一大跳。”
　　“随着爆炸声,头上、身上满是土。为了增强效果,一旁的工作人员用锨往演员身上扬土。下了戏,头发里,耳朵里,鼻孔里,全都是尘土。一闭嘴,嘴里直牙碜,吐也吐不干净,不敢咽唾沫。”
　　在高密东北乡拍戏,群众演员们要遭“黄土”的罪,到了青州山区的井塘古村,他们又吃了“石头”的亏。
　　剧组转战井塘古村,拍摄余占鳌大战土匪头子黑眼的副官。余占鳌获胜之后,有这样一个镜头:一土匪来到余占鳌跟前,跪下喊:“大哥,我们不跟他,跟着你!”
　　陈丙良眼见饰演土匪的群众演员一边喊,一边双膝“扑通”跪在青石板上。“我心想,石板那么硬,肯定磕得不轻。”
　　这时,远处观看的陈丙良憋不住,一下子笑出来声。“这个镜头拍了好几遍才过关,小伙子受老罪了。”
热天穿棉衣对打,小伙子全累趴下
　　在井塘古村拍戏,天已很冷了。到现场后,王修法他们见地上堆着棉衣。“先穿上暖和暖和再说”,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穿在身上。
　　没想刚穿上,现场导演喊:“穿上衣服的演员准备上场,拍对打戏!”很多戏,往往临时安排群众演员。对打戏比较苦,也难演,一不小心还会受伤,一般群众演员不太愿意接。但棉袄已经穿上了,没办法,只好开打。不一会儿,大家就累得满头大汗。
　　还有一次是大热天拍冬天的戏,陈丙良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在土匪黑眼家的演武厅训练,两人一组,你摔我,我摔你。“摔不了几下就大汗淋漓,后来没有劲儿了,就互相扭着转。镜头拍完,大小伙子都累趴下了。”
　　说到服装,群众演员孙山讲:“群众演员的服装都是不固定的,通常就放在那里一堆。需要上戏的时候,就让群众演员自己在衣服堆里找。衣服、鞋子不合适是经常的事,有的人甚至在拍戏时,穿着的鞋子一大一小。”
　　“有一次是穿棉靴,前一天刚下了雨,靴子又湿又脏,要赤着脚穿,那个难受劲儿,就没法说了。”群众演员王清华说。
　　拍一天戏要跑不少路,往往等不到收工,有的人鞋子就磨破了,满脚上都是泡。“许多人受不了这些苦,尤其是高密城里来的群众演员,通常来拍一天就不来了。我们东北乡的能吃苦,半路不演的很少,多次得到郑导、冯导的表扬。”说到这里,孙山满脸自豪。
催眼泪用辣椒水　太入戏哭过了头
　　在拍摄现场,有时群众演员入不了戏,气得导演没脾气。陈丙良讲道,有一段戏,是九儿带着几个妇女,给伏击日本鬼子的余占鳌他们送饭。从高密城招来的几名女群众演员,扮演这几个送饭的农村妇女,结果演了八遍还没有通过,急得现场导演直跺脚。
　　在潍坊十笏园拍摄一场祭灵的哭戏时,一名女群众演员怎么也哭不出来,光干嚎没有眼泪。群众演员王修法说,“最后不得不用上了辣椒水。实拍时,这个女群众演员哭起来入了戏,止不住了。戏拍完了,她与另一个女群众演员还在哭。我们上去把两人拉起来,两人在一边又抱着哭起来。”
　　前往高密采访时,《红高粱》剧组撤走已经大半年。当时,参演的群众演员有多个团队,栾加合组织了高密东北乡一批,王修法参加的是高密县城来的一组。演出结束后,大多数群众演员没了联系。笔者数度赶赴高密,没有采访到参演的女性群众演员,没能听她们亲口讲述自己的故事,留下遗憾。
　　一直以来,栾加合、李兆华、陈丙良、王修法等一批铁杆发烧友,经常联系,或打电话、或聚在一起,交流切磋,回味那段难忘的经历。
　　李兆华曾言:“到了现场,我们热情高昂,在莫言老师的家乡拍戏,我们要树立个好形象,不能为家乡人丢脸,要为高密东北乡争光。群众演员什么都演,农民、土匪、日本鬼子、国民党兵,这些角色我都扮演过。扮演什么角色,我都全力演好。”
　　陈丙良感慨道:“这辈子也算是经历了一回。到现在我还有种感觉,好像有些缺憾。心里老是想,怎么现在不拍了?有时像做梦一样。当时正遇上三秋大忙,有些群众演员赶上家里忙,有时不去。但我很爱好拍戏,所以即使再忙,也抽出时间来拍戏。为了自己的兴趣,少赚点钱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