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潍县城出现了人人争看报纸、机关单位自主订报的局面。据了解,《统一日报》日均发行量达2000余份,发行范围沿胶济铁路线,覆盖坊子、廿里堡、大圩河、朱刘店、昌乐、尧沟、谭家坊子、益都等地。不过,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不稳,通货膨胀严重,两年多来《统一日报》先后调价15次,价格最高时每份法币9000元,达到创刊时的450倍。
报童沿街卖报纸　抢购一空是常事
　　“报社成立后,沿胶济铁路在坊子、廿里堡、大圩河、朱刘店、昌乐、尧沟、谭家坊子、益都等站设有分销点,各点设承销员。”谭先民告诉记者,《统一日报》的发行区域不仅仅局限在潍县城,而是扩展到周边,很受市民的欢迎。“当时正处于时局动荡的年代,抗日战争刚结束,内战又开始了,那个时候通讯工具有限,关注时事的市民都喜欢通过报纸来了解时局。”谭先民回忆说,《统一日报》前一天晚上印刷,第二天一早发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上世纪30年代,聂耳创作的《卖报歌》耳熟能详,20世纪40年代的潍县也有像这样的报童。“那个时候为了挣几个钱,不少十来岁的孩子就沿街卖报纸,卖一天挣的钱可能够买一个火烧。”谭先民告诉记者,《统一日报》印发后,一早往往会在潍县城关批发一部分报纸给报童零售,这是当时报纸最传统的发行方式。“当时的价格我记不清了,不是很贵,识字的人都会顺路买一份报纸看看战事如何。”谭先民说,在那个时候也会出现百姓争抢买报纸的情形。“到1947年底,战事就很激烈了,潍县不少人很关注这些,有时候沿街报纸也会出现抢购的现象。”谭先民回忆说。
　　“潍县城是文化之地,有不少文化大家,喜欢读书看报,当时的军报《统一日报》更是不得不看,还有不少人家专门订阅了报纸。”陈正宽告诉记者,那个年代《统一日报》确实畅销,主要是潍县的文化人催生了这一市场。“当时潍县县党部也出了一份报纸,是石印的《齐鲁日报》,当时用的是五号字,但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明显比不上《统一日报》。”陈正宽告诉记者。
日发行两千,机关单位和商户是订报大户
　　发行量是衡量一份报纸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文献记载,早在上世纪40年代,《统一日报》的日发行量大约在2000份左右,这个数字虽然难以与现在报纸动辄十几万的发行量相比,但是在那个动荡不安、人口稀落的时代,这份报纸做得还是很成功的。谭先民说,除了文化人的零散购买和订阅,《统一日报》的发行大户是当时的机关单位和商户。
　　“当时报社也有专门的发行人员,主要是负责联系各订报单位,做好统计和日后对订户送报到门。”谭先民告诉记者,虽然当时潍县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但是当时的潍县还有不少自治机关单位。“当时的县政府下面有财务科、教育科、民政科、公安科、团管区、参议院(也就是政协),还有各镇13个镇公所,这些机关单位都会订报。”谭先民说,除了机关单位,当时的机械厂、染厂、铁工厂等商户也是订报大户。
　　有资料显示,1946至1948年国民党占据潍县,一切为了内战,致使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因国民党军检查严紧,城外居民及外地客商做买卖一般就不去城里和东关了,而到南北沙滩和南北坝崖,城里和东关商业严重萧条时,南坝崖依然商贸繁忙。据了解,在南坝崖先后开业的大、小商户近300多家,经营过洋广百货、书籍文具、饭店货栈、金银珠宝、中西医药、布匹绸缎、戏院舞厅、工艺绣品、电料电器、镶牙照相等多种行业。谭先民说,当时这些商户一般都会订购报纸。
物价飞涨,报纸发行价格调整15次以上
　　国民党的法币在发行之初,流量不大,较为稳定,与1945年日本投降后相比有天壤之别。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国共产党,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数据显示,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在国民党重新统治上海的短短三年零九个月中,上海物价总指数从1945年9月的34598.7上涨至1949年5月的1212200200,即上涨了35036倍。
　　“当时有四大银行,发行的是法币,最开始发行时价格不贵。”谭先民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统一日报》的发行价格也是一调再调,不断飙升。《统一日报》的零售价在1946年10月是100元(法币),1947年7月涨到1000元(法币),1947年11月猛增至2000元(法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从1947年8月中旬到11月初,两个半月时间,1斤小麦从2150元涨到3900元,1斤小米从2200元涨到3000元,1斤红糖从12500元涨到17000元,1斤猪肉从9000元涨到16000元。
　　由于办报用纸须由青岛空运抵潍,更因物价(包括纸价)不断飞涨,报纸零售价格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了15次以上的调整。创刊时零售价每份法币20元,到终刊时每份法币9000元,是创刊时的450倍。当时社会动乱,经济不稳,民不聊生,物价亦是涨得没谱,报纸的售价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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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行”时期,法币通行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四大银行也称“大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1924年8月16日,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于广州创立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行长。1926年又设中央银行分行于此。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初,立即着手重建中央银行,并指定该行为国家银行。1935年4月,该行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银行。同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规定中央银行与交通银行(1936年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钞票为“法币”,流通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央银行总行随政府先后迁到南京、武汉、重庆。为适应战时环境,国民党政府设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出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