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母亲病重,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王统照不得不辞职回乡。母亲病逝后,王统照迁居青岛观海二路49号,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妻子全力支持、配合。王统照编辑出版了青岛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刊物《青潮》,创作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山雨》。《山雨》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危难,因此被国民党禁止发行。
母亲病重辞职回乡照料,定居青岛潜心写作
　　舅舅王统照大学毕业后留校在语言文学系任教,曾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1926年因外祖母久病不愈,舅舅遂辞去中国大学教授职务,返原籍守候护理。外祖母病逝后,舅舅、舅母带着我的两个表哥,迁居于青岛观海二路49号。
　　舅舅为何离开北京?除了外祖母病重之外,还有两个原因。首先,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舅舅极为愤慨,加之不久后,李大钊、路友于在北京殉难,舅舅更是悲痛万分。其次,是舅舅在感情上的阴影,在北京易于触景生情,所以决心离开北京。当然,舅舅对隋焕东的怀念一直没有断绝,他在1936年写的词《月上海棠》中有云:“凌波去后音尘绝,幽香空付柔肠结,几度沉吟,应自悔负心轻别,空相慰,留得梦魂清澈。”
　　舅舅为何选择定居青岛?大概由于青岛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特异的建筑风格,再加上胶济铁路的开通和海上航线的畅达。本世纪初青岛迅速繁荣。舅舅的祖父在青岛购置了两三处房产,因此,舅舅从童年起便不断有机会从相州到青岛度假、观光,他喜欢青岛这个地方。到1923年前后,外祖母把青岛房产的管理完全移交给了舅舅,青岛当时有属于王家的两处房产,一在现在大连路一带,一在现在上海路一带,地势较低,离海边较远,舅舅都不满意,于是把这两处房产卖了,托人在青岛观海山西坡近山顶处买了十几亩地,建成了一个小院,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望海楼”,又在书房外建造了一个小平台,命名为“望海台”。这就是舅舅在青岛的故居,原来是观海二路19号,后来改为49号。
　　观海二路49号地势高,可以直接看到浩瀚的大海。他迁居青岛后自号“息庐”,取自古人“庐墓三年”的故事。舅舅的诗歌集《这时代》和《夜行集》,短篇小说《声》《银龙集》《刀柄》《火城》,散文集《片云集》《青纱帐》,著名长篇小说《山雨》等都是在这里创作的。同时这里也成了当时在青岛的著名学者闻一多、老舍、朱自清、洪深、臧克家、吴伯萧等人的聚集地,他们常来这里欢聚,谈心、切磋文学、研究诗词。
　　舅舅在青岛定居前后,父亲也在青岛购买了几处房产,其中有两处也在观海二路。我二姨王卓宜住在距离观海二路不远的莱芜二路。舅舅定居青岛后,舅舅的岳父孟广淇也在青岛莱芜二路购地,修建了一所宏大的住宅,仿照北京四合院的样式,却又中西合璧,住的是西式楼房,水磨石地板。就这样,以舅舅的住宅为中心,几家至亲连成一个可以互相照顾、便于聚会的格局。
编辑青岛首个文学刊物,长篇小说《山雨》获赞
　　舅舅在青岛期间曾于1929年9月编辑、出版了青岛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刊物《青潮》。《青潮》的出版,开拓了青岛新文学的园地,之后又先后为青岛的报纸编辑过几个文学副刊,为山东和青岛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舅舅之所以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也得益于舅母的配合。舅母虽然文化不高,不能和舅舅一起研究写作,但她非常支持舅舅的文学创作。舅舅有三个儿子,长子王济诚、次子王金诚都生于济南。到青岛后,又生了三子王立诚。孩子们还小,舅母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还要照顾舅舅从事写作的特别需要。夏天舅舅在窗边写作时,舅母给他拉下窗外的苇帘以免日晒；冬天较冷,舅舅深夜写作时,舅母给他通旺火炉,还经常准备好点心、红枣栗子汤。
　　舅母勤俭持家,而对外又不失大方和体面,舅舅的朋友、学生来访,舅母总是热情接待,遇到中午和晚上,需要留饭时,她总是准备好诸城口味的小菜和大众化的食品。
　　1932年,舅舅集中主要精力写作长篇小说《山雨》。据舅母后来说,当时舅舅除了吃饭和会客,几乎整日都在书房里写作,到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山雨》是舅舅的代表作,他对我们说过:“这本书所以命名为‘山雨’是取典于唐朝诗人许浑的《咸阳城东楼》一诗中的两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还说过:“我选择‘山雨’作这本小说的书名,用意是说明我国北方农村的崩溃、农民的觉醒和时代即将发生的变化。”舅舅在《山雨》一书中,深刻揭露了当时北方农村受军阀的横征暴敛、兵匪的劫掠蹂躏、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民不聊生的痛苦现状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下的民族危机,预言了国民党必将被革命的暴风雨所摧毁。1933年9月《山雨》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山雨》出版后,文艺界给予高度评价。茅盾化名东方未明撰写书评,他认为《山雨》“在目前这文坛上是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吴伯箫则把《子夜》《山雨》同时出版的1933年誉为“子夜山雨”年。
揭露大量社会黑暗　《山雨》遭删减章节
　　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为,《山雨》宣传了阶级斗争,所以书出不久,立即遭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禁止。经开明书店反复申请,删去第24、25章后才得以发行。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5年2月,《山雨》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排印出版。
　　后来舅舅又写了长篇小说《春花》。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如《隔绝阳曦》《旗手》《五十元》《父子》《银龙的翻身》《站长》等,散文如《青纱帐》《平常的故事》《乡村偶记》《黄昏阵》《蜀黍》等。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与长篇小说《山雨》《春花》共同组成了一幅上世纪三十年代齐鲁山河惨烈宏阔的画卷。舅舅曾说:“那一个时期,我的写作几乎都是以北方、特别是山东农村为背景,写农民生活的故事,这是我在那个短时期内创作的蓝本。”舅舅写出了当时的农民生活困苦,揭露了捐税苛重、官逼民反、盗匪蜂起、乡村动荡的现状。舅舅认为“百分之八十在旧传统下挣扎生活的农民,他们的思想、行为,终究是这个东方古国不可漠视的动力。”这在当时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山雨》真实地描写了日寇强军压境、中华民族危难的严峻现实,向昏睡中的华夏敲响了奋起自卫的警钟。记得在1955年,《山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舅舅赠书给他的大儿子济诚,并题诗一首。诗中有:落木櫹槮九月天,辽阳敌人急烽烟。书生报国渐无力,把笔愁为说部篇。同时舅舅还在以《山雨》题赠臧克家的诗中写道:东北风云急,中原猰貐多。大田艰稼穑,碧血幕山河。这两首诗正说明了当年写作《山雨》的初衷。老百姓处境艰难,中华大地到处是淋漓的鲜血。由此出发,舅舅在《山雨》中,一开始就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描写为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