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王统照旅欧归来回到青岛,与老舍、洪深等12人创办了文艺副刊《避暑录话》,在《青岛民报》上刊出后供不应求。1936年,舅舅应邀来到上海担任大型刊物《文学》主编。同时,舅舅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旅欧归来创办《避暑录话》,青岛寓所成12人文学沙龙
　　《山雨》发表后,舅舅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为了暂避迫害,他决定暂去欧洲。1934年初,他回到老家相州,想变卖田地作为去欧洲的费用,但急切中卖不出去,又找我的父母借银元4000枚,父亲在亲友中暂借了一部分才凑足钱。舅舅从青岛乘船出发时,送行的除了家人,还有臧克家、吴伯箫、杜宇等人。
　　舅舅经过上海奔赴欧洲途经香港,渡过印度洋到达埃及,又经意大利、瑞士、法国渡过多佛尔海峡到达英国伦敦,研究英国诗和其它文学作品。后来又到爱丁堡参加万国笔会,并到德国、波兰和苏联参观访问。
　　1935年3月,舅舅结束了欧洲之行回到青岛,与当时正在青岛的老舍、洪深、吴伯箫、孟超、臧克家、杜宇、李同愈等12人一起创办了《避暑录话》周刊。这是一份崭新的文艺副刊,在当时青岛最大的报纸《青岛民报》上刊出。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避暑”的实际意义正如洪深所说的:“我们避暑不是纳凉,而是避国民党老爷们的炎威。”这12个人的思想、见解或许存在差异,但他们有共同的主张,正如臧克家在创刊号上用诗所表达的那样:
　　要活就挺起腰来认真地活,
　　不能学死水里的游鱼,
　　不想向明天,
　　拨刺着一点透脊的泥波。
　　《避暑录话》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既没有编辑部,也没有主编和编辑。它的出版方式是,在每一次出刊之前,大家聚餐一次,一边碰杯畅谈,一边凑稿子、改稿子。聚会的场所,主要是在观海二路舅舅的寓所里。登上又高又陡的台阶,就是敞亮的会客室,他们在这里谈心评文,纵论时事。由此舅舅的寓所,也成了除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机构之外的一个民间的“文学沙龙”。
《青岛民报》杜宇开辟阵地,文艺副刊受欢迎行销全国
　　这份刊物之所以能够附在《青岛民报》上发行,与当时担任该报主编的杜宇有关。杜宇是青岛“左联”的骨干,《青岛民报》实际上是“左联”的活动中心。杜宇曾主动到舅舅的寓所拜访,拜舅舅为师,进步很快,成了青岛文学青年的领军人物。舅舅曾说:“杜宇君初写文学类的文字,以及对文艺发生兴趣,固然由于天赋,却与我多少有点关联。”抗战胜利后,舅舅还曾专门撰文怀念这位死于国难的年轻文友。
　　1935年7月《青岛民报》辟《避暑录话》副刊,14日起每周出1期,至同年9月15日共出10期,共发表文章67篇。洪深、老舍分别撰写创刊词和结束语。它在《青岛民报》上刊出后供不应求,报社格外增印几百份报纸,折起来成为8小页的一个小小刊物,送到青岛唯一出售新文学作品的荒岛书店代售。后来上海的生活书店等几十家外埠书店都为之代售,几乎行销全国,单行本之外还有合订本。现仅存于青岛图书馆的一份,就是后来将10期订为一册加封皮和总目录重印的合订本《避暑录话》,16开本,由白报纸印成,臧克家题写刊名,封面是毕加索为奥维德的《变形记》所作的蚀刻插图,以淡褐色、轻灵简约的线条,勾画出几个向前踊跃的男女,恰是海滨夏景的写照。
　　自臧克家撰写专文回忆之后,这份副刊更引起了众多文史学者的关注。目前,它已经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繁盛的见证,写进了青岛乃至山东的现代文艺史册。

迁居上海任《文学》主编,条件差琐事多时刻防备突袭
　　1933年茅盾与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大型刊物《文学》,请傅东华为主编,当年7月1日正式问世,在国内国际影响很大。1936年茅盾和郑振铎又推荐舅舅接替傅东华出任主编,舅舅曾婉拒推辞,但在他们的再三邀请下还是答应了。舅舅由此到了上海,从七卷一号,即1936年7月1日起,正式就任《文学》主编。舅舅在《编后记》中声明:“在这‘多难’的国家中,希望藉文艺的力量来作民族解放的利器。”
　　当时舅舅住在上海极司斐尔路455弄2号,这里是《文学》的编辑部,进门就是办公室,有一套一大二小的绿色沙发,一张书桌、一部电话,有一个秘书在室内办公。舅舅的卧室兼工作室在二楼,有一张大床、一个写字台、一把转椅、一个书柜,后来舅母带着我的表哥们来上海,和舅舅一起挤在这间房子里。工作条件差,工作人员少。舅舅接手《文学》后,刊发了《儿童文学专辑》《短篇小说专辑》《新诗专辑》等,得到了著名作家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称赞。大文豪高尔基逝世后,《文学》刊发了《高尔基纪念特辑》。据郑振铎回忆,舅舅主编《文学》时,“要应付一切琐碎的编辑事务,准备着敌人们不时的袭击。编辑部有一个铁门,那门是经常拉上而且加了锁的,他的生活也很困苦,收入戋戋,常和我们一同吃着烘山芋当一顿午饭”,“他对他所负责的编辑工作是坚持到底的,是一丝不苟地担负起全部的责任。”

文艺界《宣言》求言论自由,以文字当武器为抗日呼号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舅舅是34个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9人理事会成员。10月1日,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林语堂、谢冰心等21人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声称:“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要求政府即刻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建成,具有重要意义。
　　宣言发表后不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文学》又刊发了两期《鲁迅先生纪念特辑》。其间,舅舅的长篇小说《春花》出版发行。《春花》是舅舅继《一叶》《黄昏》《山雨》之后的第4部长篇小说,1936年1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精装出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当时抗日浪潮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舅舅于1937年8月1日出版了《文学》9卷6号之后,就离开《文学》,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并和郭沫若、郑振铎、巴金、田汉等11人被选为该会临时执行委员。此后,舅舅就以高昂的热情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散文,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站在上海文坛抗日救亡第一线的活跃作家之一。父亲说曾收到舅舅热情洋溢的信:“中华儿女,在国家危急之时,理应尽其全力奋起抗日救亡,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