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下乡劳动,各村都派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参加管理。学校把下乡劳动作为主要课题,课本基本是与农业劳动相关的内容。学生很多时间都是在参加劳动。毕业后,统一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大炼红心”。
　　成分不好老师挨批斗
学生割草喂鹅还种菜
　　“文革”时,贫下中农代表进学校参与管理,“造反派”掌权,煽动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和学生忙着大串联、大揭发、大批判,斗校长、批老师,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都成了批斗对象。“造反派”任意编个“罪名”,老师就被掐着脖子扭着胳膊揪到大会台上批斗。
　　后来,学生、老师、村里社员都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地直(后叫大联合)”,另一派叫“东方红”,经常组织到潍县城里参加“武斗”。有一年城里的“地直”把“东方红”打到了火车站房顶上,砖瓦满天飞。不多时,“东方红”从青岛搬来了援军。“地直”从乡下组织了一些农民挥舞着铁锨、二齿子上了阵,一场令人寒栗的大“武斗”就开始了。
　　不久,上面要求“复课闹革命”,每天只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学校把“两个必须”作为教改目标,把劳动作为主要课程,学生得割青草、喂小鹅、种小麦等。笔者写作文是强项,干农活不行。割青草时班主任每天都要在黑板上公布名次,笔者经常倒数第一。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道:“坚决反对少慢差费,坚决反对老牛拉破车!”笔者深受刺激。于是,笔者偷偷跟那些割草多的同学学经验,发现他们偷偷往草上抹泥巴。想与他们结伙,人家不理。只好缠着好朋友栾乐之结伴拔草,拔了草就往他的草堆上扔。回校过秤,按人均一半记数量,名次终于提高了。
　　学校把小鹅分到各班,学生白天晚上轮流在教室值班、割鹅草,夜里陪着小鹅睡觉。盛夏蚊子满屋飞,就点上艾蒿熏,满屋子烟味儿和小鹅的粪便味儿。学生们躺在课桌上蒙了被单就睡,小鹅饿得直叫。后来,学校把卖小鹅和青草的钱为学生交了学费,家长笑逐颜开。
　　在潍县双杨店公社中学读高中时,每周有一天是全天劳动,还有半天农业课。老师们各有拿手好戏:语文老师顾农最擅长讲浩然的短篇小说《铁面无私》和鲁迅的文章,把农村景象讲得生动迷人；化学老师李有年把“六六六”农药讲得细致入微:“‘六六六’不是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实验了666次,应是化学分子构成式。”数学老师刘金辉讲圆柱和圆锥时,说用此方程式能量出一堆麦子的产量和重量；上农业课的张老师常领我们到农田或果园,跟农民学种植和剪枝。学校还种着好几十亩地的菜,养着十几头大肥猪。种小麦、植菜蔬、腌咸菜、挖厕所、喂猪等活儿,都是学生和当时正在接受改造的几位老师去干。
　　上农业课和参加劳动,能学到不少农业知识。学生们懂得了种地必须遵循“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要领。在喂猪时,要先到厕所挖粪便,放到大锅里煮一阵,以杀死粪便中的绦虫,这些都是从农业课本上学到的。
　　那时公社革委会还把学生当成抢险救灾“突击队”,每遇灾害,都要派学生救援。有一天正上课,突接公社紧急通知,说台湾用气球打来一批传单,要学校立即停课去搜索。我校几百学生在茫茫麦田中连搜好几天,一无所获。
农村学生需自制窝头
笼屉打开看记号争抢
　　读高中时,校革委会宣布:凡农村户口的学生一律自己做窝头。虽然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但会做窝头的并不多。有的学生拿饭盆当面盆,就是揉不成面,急得满脸是汗。上课铃响了,只好糊弄几下作罢。学校伙房条件差,不论酷暑还是严冬,学生都是站在伙房前露天的蒸笼边,艰难地将那些粗粮面做成窝头。为防止窝头被误拿,还专门在窝头顶端捏上“记号”。每当开饭铃声敲响,同学们便一窝风地冲到伙房前,虎视眈眈地等炊事员把笼屉打开。一刹那,大家呼啦啦围上去,急忙辨认自己的“杰作”。误拿或被“盗”现象时有发生,经常看到有的同学围着空荡荡的笼屉转来转去,可怜巴巴。那个年代许多家庭吃不饱,有的学生因找不到自己的窝头坐在笼屉下抽泣。若有事耽搁了时间,回校时伙房关门,便只好到临近村同学的亲戚家吃饭,吃的虽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但只要不饿肚子,就非常高兴了,对于管饭的人家,更是感激不尽。
　　那时姥姥和姥爷过着清苦日子,笔者的上学费用是靠姥姥卖鸡蛋的钱交的。每个星期日下午,姥姥颤动着小脚,先找来木杆秤,按地瓜面占七成、玉米面占三成的比例,每周捎16斤混合面。再支起小耳锅,倒上豆油,切上葱花和咸萝卜丝,用小树枝烟熏火燎地炒上一小罐咸菜。每次上学,姥姥总是伸进衣兜摸出包着钱币的小手绢,拿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到笔者手里。想到姥姥和姥爷常年吃黑黑的地瓜面窝头,笔者有些不忍,总是退回几张。然后,便身前挂咸菜罐身后背面袋,和同学向校园走去。
　　姥姥炒的咸菜两三天就吃光了,那时学校也卖三五分钱的炒菜,笔者只能买一分钱一条的咸萝卜条。由于营养不良,上课经常眼花发困,学习成绩不稳。有一次听报告还晕倒在地,这种情况被班主任李有年发现了,非常同情。几天后,他和栾信书老师家访了解情况,回校后苦口婆心做学生工作,在评选助学金时,每月发给笔者1.5元钱的助学金,笔者的生活才有了改善。
高中毕业去种地
扎根农村炼红心
　　高中毕业就算完成了校园使命,不论家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要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毕业时,学校召开动员大会,有的同学还挥着拳头跑到主席台上表决心,对未来充满憧憬。可刚领回毕业证,不少同学失落起来,有的女同学还抹起了眼泪。
　　同学们通过各种关系弄相机拍照留念。笔者当时是高三一班的生活委员,其他班的几个班干部正在照相,有三班学习委员姜永信,二班班长王志海,三班卫生委员罗长贵。这几个人在学校南大门前留下了唯一一张校园照。此后,城市户口的姜永信到了潍县成章山区下乡；农村户口的同学便回到自己家乡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大炼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