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斑驳的童年记忆里,既有养尊处优的小少爷生活,又有城市穷孩子的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在记忆里的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和北平胡同里的叫卖声已渐渐淡去,时常引起我思念的是我的故乡青州和济南。青州有我的童年伙伴,有我的启蒙老师,有我的切磋文学的挚友；而济南那湖光山色,那石板路下的淙淙泉水,那少年同学的友谊,那开启我心扉的书刊,那激荡我心潮的救亡歌曲和电影、话剧,更使我难以忘怀。”胡可在他的《烽烟·戏剧·人生——胡可自述》里,用这样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的成长经历。
童年居所靠近军营　跟随父亲多地流离
　　胡可于1921年出生在青州一个满族家庭。父亲年轻时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回国后成了一名军官。胡可出生时父亲已升为团长,在胶济铁路沿线驻防。他四五岁时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随父母住在坊子车站附近的一个院落里,每天都能看到父亲戎装回家,军帽一摘,头上冒着热汗的形象。熟悉的声音是从不远处军营中传来的军号声和时近时远的火车隆隆声。他家住的是一所西式平方,屋顶上有一只公鸡形状的风向标,房子里有一个带着大喇叭的留声机,可以听到里边传出的军乐和“洋人大笑”。室外是一片草地,至今,胡可还记得坐在草地上看栅栏外落日余晖的情景。后来,他父亲和他的队伍去南方打仗了,胡可兄妹四人随患病的母亲回到青州老家,与孀居多年的大伯母及堂兄堂妹住在一起。不久,他母亲因听到丈夫战败下落不明的传言,心情抑郁而去世。
　　后来,父亲因为和直系军阀孙传芳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被孙留用。胡可兄妹四人便被接到南京,在那里,父亲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半年后,北阀军逼近长江,父亲脱离在九江的临时差事,悄悄赶回南京,带了全家登车北上,投奔在北平做官的四叔。那年胡可5岁。第二年,他与两个哥哥到位于灯市口的育英附属小学读书。他8岁那年,父亲在山东济宁谋到一个局长的差使,没想到上任前在济南突发脑溢血去世。父亲的死改变了全家的命运。1929年冬天,四叔又把胡可全家送回青州老家。
　　当时,胡可的老家除了20多亩地出租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实际生活水平接近城市贫农。但是,主持家务的大伯母和堂兄极力维持门第的尊严,维持胡可兄弟的学业,让胡可的大哥胡刚去济南第一师范就读,让胡可和二哥胡旭进入当地第四师范附小读书。两年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当老师把这个消息向同学们讲述时,同学们跟着老师哭了起来。民族的危亡、屈辱的外交,在胡可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狂放中学时代,两次被校方开除
　　飘零的身世造就了胡可狂放不羁的性格,接触到新思想的同时,更形成了他的反叛精神。1933年夏天,他考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今青州一中),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土城社”的小团体,课外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传阅喜爱的书刊和习作。由于作文中触犯了时忌和编演讽刺老师的闹剧等原因,读完第二学期,胡可就被校方“勒令退学”了。
　　为了继续学业,胡可和二哥胡旭一起去了济南。胡旭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插班,胡可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冬,在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中,胡可表现积极,被推举为班级代表。这年寒假,毕业于济南第一师范的大哥胡刚,对弟弟进行了一次启蒙教育,从劳动、剩余价值、剥削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他讲的道理引起胡可的极大兴趣。回到学校后,他开始寻找当时的进步书刊阅读,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唯物论辩证法讲话》等。
　　1936年秋天,胡可因在壁报上撰文反对当局压制抗日运动对日妥协的错误政策,被训育主任叫去,胡可同他争辩,并采取了自动离校的幼稚举动。次日,校方贴出了将他除名的布告。之后,他又转入济南正谊中学,抓紧补上毕业前的功课,以便暑假去北平报考高中。
弃学从戎,随兄加入抗日游击队
　　胡可在济南求学期间,逐渐卷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之中,并初步树立了革命理想,成为一个向往中国共产党、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人。同时,当时进步的电影、戏剧又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山东省立剧院演出的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湖上的悲剧》,文学杂志上刊登的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都深深地打动了他。
　　1937年夏天,胡可从济南去北平报考高中,车到丰台,见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到车厢里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说起的那个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不久,日本军队开进了北平,插了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驶,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着路上的行人。胡可感到国土被践踏,国民被欺辱,心情十分痛苦抑郁,报考高中也没有了心思。
　　当时,胡可的二哥胡旭在北平读高中,已是地下共产党员。一天晚上,他向胡可告别,说自己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嘱咐弟弟安排好今后的生活。听说抗日游击队,无异于在黑暗里见到了火光,胡可执意要哥哥带他同去,哥哥拗不过他,也就同意了。第二天,他们通过西直门日本兵的哨卡,搭乘公共汽车到了北平西北郊游击队第三总部。
　　这支抗日游击队,是由“七七”事变前潜入关内的一部分东北义勇军和北平地下党组织派出的人员组成,还有我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大批进步学生。另外,游击队从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监狱救出全部犯人,其中不少犯人成了游击队队员,政治犯中许多是多年的老党员。胡可与他们朝夕相处,深受感染和教育。他在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里学会了打枪,并参加了三次战斗。不过,这支游击队还是一支带有浓厚游击习气和旧军队作风的散漫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