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可的一生中,最使他郁闷痛苦、事后感到恐惧,并使他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是“文革”后期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的那些日子。那时,任调演办公室主任的胡可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演工作中,却经常忙些费力不讨好甚至受气挨批的事。于是,胡可下决心辞去这份工作,结束“借调”回到部队。1983年9月,胡可被任命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任职期间,在胡可和院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军艺增设了文学系,在全军精简整编的大环境下得以保留。同时,胡可还承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的选编工作,完成《红军时期文艺史料选编》两册、《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史料选编》四册。
借调文化组期间　经常出力不讨好
　　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名义上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为“四人帮”所控制。文化组内有一个由文化组部分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主持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平时,他们三人秉承江青的意图在一起议事,负责落实江青的指示。该小组设有办公室,称“创办”,其下属的艺术局简称“艺筹”。胡可被任命为“创办”主任和“艺筹”主任。
　　1974年,已是“文革”的第八个年头。由于“江青集团”的文化禁锢政策,国内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群众早已怨声载道。“四人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作出繁荣文艺的姿态,决定以文化组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分批举行文艺调演,以“艺筹”为主组成调演办公室,指定胡可任调演办公室主任。于是,胡可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演工作中。完全没料到的是,第一批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竟出了个震惊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事后胡可才觉悟到,江青他们举行调演是形式所迫,要搞调演就要纳入他们的轨道,制造些事端,以达到“抓阶级斗争”、反对“黑线回潮”的目的。胡可那时还谈不上自觉地加以抵制,但不够认真、不够主动那是确实的。因此,引起于会泳一伙的不满,责令胡可“联系实际,做出认真的检查”。
　　几轮戏剧调演过后,中间插进一轮曲艺调演,又突发了一件“阶级斗争的大事”——“陶钝、李寿山事件”。这本是一件平常事,被人密报上去,引起于会泳的高度警觉,责令调演办公室追查。此事件胡可也受到牵连,先是遭大字报轰击,继而在会上被质问:“为什么不向大家传达领导对陶钝、李寿山事件的批示?为什么隐瞒真相?”同时责令他联系“《三上桃峰》事件”的教训,认真做检查。胡可作为名义上的调演办公室主任,忙些费力不讨好甚至受气挨批的事,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他下决心辞去这份工作,结束“借调”回部队。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可几次见到陶钝,交谈中陶钝常流露出某种歉意,在他看来,是他使胡可受到了牵连。而胡可则表示对不起陶钝,没有保护他。这充分表现了两位艺术家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
任院长期间,献言献策保留军艺
　　胡可于1983年9月被任命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1986年6月离职。他任院长期间,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对部队文艺、文化工作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增设文学系。这是根据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的建议作出的决定,由军艺具体落实。1983年10月筹备,经胡可等领导的两次造访,原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老作家徐怀中担任系主任。文学系在徐怀中的主持下办得有声有色。
　　军艺得到保留。文学系开课不久,在全军精简整编的大环境下,全军117所院校减至97所,军艺在撤销之列。1986年2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落实编制的全军院校会议,胡可代表学院在会上作了带有申辩色彩的发言,讲了军艺应该保留的五点理由。接着,有五所军校的领导发了言,表示应该保留军艺。
　　承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的选编工作,把建国以来散见于报刊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汇集起来,有重点地进行调查访问。胡可和其他几位院领导负责审稿并关注这一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红军时期文艺史料选编》两册、《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史料选编》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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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桃峰》事件
　　《三上桃峰》是依据《人民日报》1965年通讯报道《一匹马》编写的歌颂农村新风尚的晋剧现代戏。看了彩排后,有人提到实验剧院的同类题材话剧《春风杨柳》受过批评的事。谁想到,于会泳得知此事后,指派专人去北京各报调查,终于查出《一匹马》的故事发生在河北抚宁县,而抚宁县是王光美搞“四清”产生过“桃园经验”的地方,于是推想桃峰就是桃园,由桃园而王光美,由王光美而刘少奇。“四人帮”如获至宝,终于发现了这一“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于会泳根据江青的指示,让调演办公室通知演出单位此剧照演,让各省市观摩人员看过之后进行批判。演员们情绪低落,哪里演得下去,开幕不久便哭作一团,竟无法收场。为了挽回影响,次日责令演出移植为晋剧的样板戏《龙江颂》。同时召开了批判大会,点了山西省领导人谢振华的名。江青身着军装出现在剧场,她说:“我今天穿军装来就是要炮轰谢振华!”为扩大战果,《人民日报》发了署名初澜的批判文章《评三上桃峰》,全国二十几家报纸纷纷转载。
陶钝、李寿山事件
　　到北京参加曲艺调演的山东代表队领队李寿山得知曲艺家协会原主席陶钝已获自由,从干校回到北京,就想把带来的节目让他看看,提些意见。陶钝十分谦虚,说:“你们不必来我家了,我去看你们好了。”于是来到西苑旅社山东代表队的房间,看了他们的节目,谈了意见。这件事被人密报上去,引起于会泳的警觉,认为这是“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公开夺取文艺领导权的典型事件,责令调演办公室进行追查。于是把李寿山送回山东,随后,为了追查的需要,又让山东方面把李寿山送回北京关押。于会泳他们正准备着召开批判陶钝的大会,并进一步扩大战果时,传来毛主席7月25日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形势对“四人帮”不利,此事不得不暂时收起。
　　本期部分内容和图片来源于《烽烟·戏剧·人生——胡可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