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山东划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山东开始勘测铁路、插植路标。德国人野蛮施工,随意占用土地,剥夺了农民的命根子。铁路所到之处,通事(翻译)与工人欺压勒索百姓成为常态,民间积怨。但在高密,农民却不吃这套,大吕村的农民反抗揭开了抗德序幕。
中德签不平等条约　高密划入百里环界
　　普法战争后,德国完成统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今菏泽)巨野被杀。11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得知消息的当天,就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11月14日,德国舰队驶入胶州湾并登陆占领清军驻防地胶澳,15日占领了胶州城,同日就巨野教案提出远远超出教案赔偿条件的6项要求。迫于德国的威胁和讹诈,清政府屈辱妥协,1898年3月6日与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不但承认德国有租借胶州湾及胶澳地区99年的权利,而且还允许德国修建由青岛经潍县、淄川至济南(即胶济铁路)和青岛经沂州(临沂)、莱芜至济南的两条铁路,在铁路两侧30里内,德国享有开采矿产的特权,山东兴办各项工程,德人有优先承办权。就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是外国通过武力强占中国港口、割占租借地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同时引起了各国在中国“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
　　1899年6月14日,德国政府特许德国14家大银行集资5400万马克,修建胶济铁路。施工由在德国柏林成立的山东铁路公司总办和总工程司负责,由德国人组织中国工人施工和担任技术指导、监督。参加筑路的中国工人每日约2.5万人。实际上,德国早在1898年9月就开始勘测铁路、插植路标,以便尽快掠夺山东丰富的矿产资源。
　　《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高密被德国划为“胶澳海面潮平周边一百里”的“百里环界”,德国侵略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而德军则可在其内任意横行,高密人民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德寇占地野蛮施工,农民命根子被侵占
　　德国自恃与清廷有约,勘测和插标并不向地方政府通报。铁路勘测插标至高密县,时任高密知县的葛之覃,因早先反对把高密划入“百里环界”,对德寇存有戒心,处处留意其动静,才得以介入农民抗德阻路的有关事件。
　　德国侵略者修路随意占用土地,根本不与农民协商,土地购买手续尚未完结,甚至根本未办任何购买手续,就强行破土动工,农民抗议不被理睬。高密境内共占地“十六顷六十六亩七厘八毫”,每亩京钱三十千。然而,当时的实际地价“向在百千以外”。德国人也承认:“建路买入之地价值不足。”德国侵略者不能及时支付地价,还要扣除名目繁多的一大笔行政管理费用,经过通事(翻译)的盘剥,农民领到手的地价更少。后期,地价由县里领回发给各村长,再转交给农民,卖地契约也“均由各村长承中立保”。这样,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实际所得无几。
　　德国野蛮施工,农民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修路所到之处,遇村拆村,遇房拆房,遇坟挖坟,土地上的作物一律挖毁,没有任何商量和缓歇的余地。挖坟掘墓在中国历代均为大忌,要受到“发墓者诛”的严厉惩罚,德寇却毫无顾忌。农民的土地、房屋和赖以生存的庄稼转眼间化为乌有,百姓无处容身,无食果腹。那些不被占用土地和房屋的农民也难免遭殃。因高密地势低洼,下雨易存水,常酿成水灾,修铁路尤其影响排水。村民请求多开涵洞,但德寇并不理会,农民无处讲理。修铁路致使死者无处安身,生者无以生存。
受德方与朝廷庇护,洋奴敲诈勒索百姓
　　德国企业与负责从山东省以外的中国北方各省(主要是天津)招募工人的中介公司签订合同时,往往作出支付工资的承诺,但这些许诺并没有完全兑现。2.5万名工人的生存和工作环境相当恶劣,每20多人拥挤在一间临时搭建于野地里的茅草屋里,条件极其简陋,伤寒和霍乱之类的传染病肆虐。另外,修铁路是重体力劳动,冬天工作12小时,夏天15小时,许多工人因劳苦丧命,不少工人逃走。
　　更有甚者,洋奴们狐假虎威,横行无忌。侵略者同时雇用了一批通事,这些人因有一定的文化,祸害农民的奸计更多,手段更毒辣。特别是在高密人民大规模抗德阻路之前,地价均由通事作为中间人向农民发放,通事克扣农民保命钱的数额巨大,农民根本无法接受。不能及时领到工资,条件艰苦又有生命之忧,这些通事和工人就把怒气撒向百姓,开始向周围的农民敲诈勒索,调戏甚至强奸妇女。
　　但是,由于德国山东铁路公司的庇护,这些恶行极少受到地方官员的制裁,更使他们有恃无恐。在胶州时,这些通事和小工常将修铁路用的螺丝抛到附近农民的庭院中,诬称农民偷盗；或说铁路将经过农民的住宅或坟墓,而他们能劝说管事的让铁路改道避开,以此诈取农民钱财；至于“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更是司空见惯。如果农民不从,他们就在其德寇主子面前颠倒黑白,搬弄是非,致使德寇残杀群众。
高密农民组织拔标　大吕村集围攻小工
　　通事和小工们的这些恶行随修铁路被带到高密,他们以为会像以前一样屡试不爽。
　　1899年6月,勘测和插竖铁路路标工作进入到高密的芝兰庄、姚哥庄一带,“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倚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一日”。高密人民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纷纷组织起来,将插竖的修路标志全部拔去。德人只好再次插竖,但往往是前脚插,当地百姓后脚拔,使勘测和路标插竖工作难以进行。德国侵略者对此十分气恼,就派随行的少数德军去沿路附近的村庄搜捕拔标的农民。　　一天,几个德军士兵带着通事气势汹汹地闯进大吕村(现高密市柏城镇大吕村),四处搜捕毁坏路标的群众,被大吕村团练长仪鹤龄拦住。仪鹤龄一边将德军应付到一家客栈,一边将德兵来村抓人之事暗中通知了该村村民。农民听闻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大刀、长矛及锄、镢等武器和农具迅速聚集,围困了客栈,并将恐吓威胁群众的通事拖出来一顿痛揍,德军士兵见事不妙,狼狈逃回。
　　6月18日是大吕村集日,有一个插标的小工到集上买鸡,看见一个卖鸡的年轻妇女,就以买鸡为名,去摸妇女的胸部,进行调戏。那妇女不从,一声喊叫,周围的农民义愤填膺,冲上去把小工打了一顿。小工不甘被打,回去后纠集同伙,前来报复。结果,那天“逢集人多,群众一呼百应,将通事等打伤三人,头破血出,伤势甚重。大吕村团练长仪鹤龄及冷保知喝令拔标,光棍单五、单六助之。”一时间“群情难遏”,众人一哄而起,拔去许多路标,并围住山东铁路公司租住的客栈,不让他们出入,高呼“不准开立铁路”。
　　德国侵略者急忙派人向高密县衙求救。下午,知县葛之覃闻讯率衙役“飞往解散”,给这帮洋人、洋奴解了围。事后,葛之覃向山东巡抚毓贤汇报大吕事件时说:“该庄民等,初则恃众不服,后经卑职单骑进庄,切实开导,始行解散,即将恩公司等保护回城。”
　　芝兰庄人民的行动和大吕事件,拉开了高密人民抗德阻路斗争的序幕。